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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课经济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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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也不能靠提供失业救济来解决。若要求受雇劳工来负担救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的工资都会因此减低。此外，“充足”的救济会制造出失业，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有几条途径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在过去，扶助失业会员是大工会的一项基本功能，所以，它们在要求涨工资时，总是三思而后行，会充分衡量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而在现代失业救济制度下，政府强迫一般纳税人负担工资率过高造成的失业救济支出，工会便失去自我约束的必要，无节制地提出的调资要求。此外，我们说过，“充足”的救济会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工作，另外一些人努力工作挣来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工资和救济金两者的差额。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产品产量更小、国家更穷、每个人能拥有的东西都更少。
工联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会用另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的救济问题。他们承认，如今的大工会会员的确会欺压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工，补救办法很简单：人人都参加工会。然而，这种补救方案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组建工会不简单。尽管劳工组织工会有法律和政治上的鼓励（或软性规定），有法可依，依据瓦格纳—塔夫脱—哈特利法（WagnerTaftHartley Act）和其他的法律，但美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雇劳工参加了工会。这并非没有原因。组织工会的条件要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特殊得多。其次，要自己的工会能说得起话不简单。即使人人参加工会，各工会的力量也可能比今天更悬殊，还会有战略地位上的悬殊。原因可能是会员人数众多、生产的产品不可或缺、其他行业对这一行依赖性强、更有政治手腕等。即便各工会势均力敌，都能把工资提高相同的百分比，又能如何呢？可以肯定，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过得比工资不调高时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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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常用的假设是，调高工资会是以减低雇主的利润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当然有可能发生，短期内更是如此。例如，某家公司的工资被迫调高，但为了跟同行竞争，产品无法涨价，那么调增那部分工资，只好从利润中扣取。整个行业同步调增工资、且增幅相同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那个行业不担心外国货的竞争，该行业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调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大多是劳工，必须付更多的钱购买商品，也就等于所有实质工资会因此下降。由于商品提价，那个行业的销量可能减少，利润可能减少；该行业从业员工人数和总工资也有可能等量减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整个行业的利润减少后，雇用人数没有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工资调增之后，总工资随之增加，不过行业利润足以承担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并且没有公司因此倒闭。这样的结果不太可能，但它是可以想象的。
例如铁路业，它没有办法通过以提高票价的形式将调资负担转嫁给乘客，因为政府法规不允许它这么做。
至少，工会有可能在短期内以牺牲雇主和投资人为代价，而获得工资调涨的利益。投资人曾经拥有很多流动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已经投资到铁路业（举例来说）。他们的资金已经转变为了铁轨和路基、货车厢和火车机车。他们的资金曾经可以投到其他很多地方，现在却被套牢在铁路上。对于那些已经投资下去的资金，铁路工会可以迫使投资人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只要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投资人就会继续让铁路公司运转，即使投资回报率只有0。1％。
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他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不会追加投资去搞更新改造。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投资人找不到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他们会暂停投资。
因此，劳动剥削资本只能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如从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而且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全体劳工的实质购买力也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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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会员争取到货币工资调涨（雇主为此牺牲一部分利益，非工会劳工则牺牲更多），然而工会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提高实质工资。
还有不少人认定工会已经办成了这件事，那是由于一系列错觉的存在。其中之一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资大幅升高，应该归功于工会，因为在此期间，工会不断成长壮大。其实工资上涨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问工会：你们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管这样做对工人健康的伤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骄横一时，让员工操劳过度造成伤病，雇主赔钱反而因此损失了不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订立合适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质工资得以提高。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目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小时减少到60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为48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小时减为44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却不一定对生产和收入有好处。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不会增加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工会却在谈论和推动每周工作35小时和30小时的提案，有的甚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否认这会减少产出和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业绩来晋升。它们刻意怠工，以鞭打快牛。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工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大多是基于一个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有个 “工作基金”，总数只有那么点儿，必须想方设法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避免这个“工作基金”用得太快。这个假设荒谬绝伦。世界上能做的工作，数量其实没有止境。工作会创造出工作。某甲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对某乙的工作需求。
由于有这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导致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长期来说，用能买到的东西来衡量，工会的确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完全忽视的是，上个世纪实质工资大幅上涨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和科技进步带来的。
但是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不会自动进行。在坏的工会政策和坏的政府政策影响下，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动力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请看私营部门中非农业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总收入，账面数字的确从1968年的107。73美元，上涨到1977年8月的189。36美元。如果我们考虑消费者物价的涨幅，把劳动统计局的通货膨胀因素算进去，将劳工的收入以1967年底币值换算，那么每周的实际收入是，从1968年的103。39美元下降到1977年8月的103。36美元。
实质工资涨幅停顿，不是工会的核心功能造成的，而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第21章 “有足够的钱买回商品”
业余的经济学作家总是呼吁订立出“公平”价格和“公平”工资。这些有关经济公平的含混概念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概念则是功能价格和功能工资。功能价格是指能够鼓励最大产量和最大销售量的价格。功能工资是指能带来最大就业量和最高实质总薪资的工资。
功能工资的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盲从的信徒（也就是购买力学派）以歪曲的形式接受。他们不再停留在关心目前的工资是否“公平”这样的天真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工资能否可行。他们声称，惟一可行的工资，要能让劳工“买回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这是惟一能够防止经济立即崩溃的工资。他们将以往的每一次经济萧条，归咎于此前没能支付这种工资。并且不论什么时候，他们都认定工资还没有高到足以买回产品的地步。
这套信条在工会领袖手里被证明特别有效。他们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去激发民众的利他心理，也没有能力去说服雇主这类邪恶的人“公平”对待劳工，他们抓住功能工资这根稻草，刻意迎合民众的自利动机，危言耸听，进而迫使雇主接受工会调增工资的要求。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准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劳工真的“有足够的钱买回产品”？或者是否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个标准？倡导那些信条的人似乎没去想过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只好试着自己来寻找答案。
一些支持者的言辞似乎在暗示，每个行业的劳工领取的工资，都应该足够买回他们所生产的特定产品。但他们的意思肯定不是指，生产廉价服装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廉价服装，而生产貂皮大衣的劳工的应得工资，要够他们买回貂皮大衣；福特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福特汽车，凯迪拉克汽车厂劳工的应得工资，要能买回凯迪拉克轿车。
不过，回顾一下20世纪40年代汽车工会的情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当时汽车工会大部分会员的收入已经跻身全美国工薪族的前列，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他们周薪已经比制造业平均周薪水平高出20％，几乎是零售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们却要求进一步调资30％。工会发言人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拉动我们正在迅速萎缩的购买自家产品的能力”。
既然这么说，那制造业工人和零售业劳工的平均工资应该涨多少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汽车业工人需要调资30％，才能阻止不景气，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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