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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课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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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要求缩短每周工时以“分散工作机会”的工会领袖通常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蛋糕。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缩减每周工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小时工资率可以补偿缩短工时造成的工资下降。举例来说，如果受雇的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可领226美元，为了使他们每周只工作30小时仍能领到226美元，小时工资率必须提高33。33％，小时工资增为7。53美元。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最明显的结果是生产成本会因此上升。假设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所得的工资低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允许的工资水准，那么不必缩短每周工时，小时工资率也有可能提高。换句话说，他们每周工作与从前相同的时数，周薪就可能提高三分之一。而无需像工会领袖的新办法所说，让你每周少工作10小时，周薪不变。但如果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办法下，员工所领工资已经达到了“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可容忍的上限（失业率可能表明，工资已经是成本偏高的原因），那么小时工资率提高33。33％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将超出目前的“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能够忍受的程度。
如此高的工资率，将导致比以前更高的失业率。那些效率最差的公司会被淘汰出局，那些效率最差的员工会被炒鱿鱼。生产规模萎缩。生产成本上升、供应减少，这些将迫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工以同样的工资能买的东西因而更少了；另一方面，失业率回升会削弱消费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价格是涨是跌，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若是通货膨胀政策，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使得劳工的工资率上升。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掩盖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若以劳工能够买到的产品来衡量，劳动报酬和以前相比不会有起色。其结果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种状况一样。
可见，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支持这种企图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这种关系。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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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与每个人的经济目标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也应该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总体经济进步，靠的是以同等的劳力获得更多的产出。为此，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着手发明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铁路和卡车。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省力发明。
这个出发点再简单不过了，但那些擅于翻新口号、混淆视听的人，却害得我们忘掉了这个出发点，甚至对此羞于启齿。提升到国家这个层次来说，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充分就业就会成为必要的副产品。这里的充分就业指没有非自愿性的失业者。不过，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是目的。少了充分就业，我们无法实现充分生产这个目标。不过，就算不是为了充分生产，要举实现充分就业却是很容易的事。
原始部族成员赤身露体，吃、住条件都很差，可是他们没有失业问题。中国和印度远比美国贫穷，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失业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太落后（这既是资本短缺的原因，也是资本短缺的结果）。充分就业一旦偏离了充分生产这个目标，或者充分就业成了最终目标，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希特勒推动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每个参战国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德国的苦役都充分就业。监狱和戴镣铐的囚徒都充分就业。在政治上强制之下，总能实现充分就业。
不幸的是，议员们在国会提出的往往不是“充分生产”议案，而是“充分就业”议案。就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成立的也是“总统充分就业委员会”，而非“充分生产”委员会、或“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委员会。手段反而成了目标，目标本身反而被处处忽略。
这些人讨论起工资和就业，就好像它们与生产力和产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认定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所以坚信每周工作30小时比工作40小时要好，以为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会变着花样“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仍一再被稀里糊涂地容忍。美国专业音乐人工会领袖皮特里洛（Petrillo）扬言，若某广播电台不加倍雇用音乐工作者，就要该广播电台关门。一部分民众支持他，认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美国设立了工作促进署（WPA）之后，那里的官员拿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构思和花样百出的计划。对于同等价值的工作产出，他们总是有办法雇用最多的人力——换句话说，那些官员总是有办法让劳工的效率变得最差。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10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只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就是采取生产最大化的政策，我们就不会迷失。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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