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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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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向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1995年7月18日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
  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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