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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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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３０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２０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７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２０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２１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
后记——季羡林散文之美
季羡林先生今年已９５高龄了。作为曾多年受惠于先生道德文章恩泽的我来说，替先生高兴之余，总想为先生做点什么。这一想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们在征得季羡林先生的首肯与李玉杰女士的支持以后，委托庄伟女士到天津与我商谈该书的策划方案，并由我来完成此事。我感到荣幸与激动并欣然应允。在我六十甲子之年为季先生做成此事，真的心满意足又如愿以偿了。
出版社的编辑思想是希望采取分章编辑的方式，将季羡林先生不同时期所写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与人生回忆的文章以“我的人生感悟”为名，汇集整理成书，内容侧重于“人生”二字，以指导当今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人生理想。在通读了季先生几乎所有的相关文章和书籍之后，我以“修身”、“治学”、“寄情”、“旷达”为题，对先生的这些文字进行了编排，感到其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大度包容的道德修养等，都堪称是对当前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行为失范等现象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恶劣低俗的生活情趣、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的一种鞭笞和挞伐。阅读先生的“人生感悟”，真有一种如大旱云霓般的渴望、如醍醐灌顶般的豁然。
《我的人生感悟》里所收的都是季羡林先生有感而发所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应归入散文类。这些文人散文无论是回忆往事、记述师友，还是写物抒情、感时言志，篇篇都洋溢着至深的真情，字字都流露出推敲的匠心，因此感人肺腑。而行文之优美、运笔之轻松，又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以真情真意为蕴涵的散文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完整与结构的清晰，而以篇幅不等、形式自由，表现出不拘一格的灵性，彰显季先生的精神人格。
《我的人生感悟》里的散文不仅让人看到的是作为散文家的季羡林，而且让人发现了一个学者活的灵魂。这些散文思想厚重而文字轻灵，集史、识、才、情于一体，堪称“老生派”散文的杰作。他以自身亲历过的事情，感受过的情愫，高度概括与浓缩了自己九十余年漫长的人生苦旅中，那些最为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与人生感悟。由于他的学者经历，这部散文集超越了个人生活史记录，具有对人生、社会深度思考后的一种人文精神，表现出２０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生存档案的性质。从一个学者的人生个案，人们发现的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批老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正如《牛棚杂忆》封面上所写的：“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他曾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文革”后他否极泰来，获得身心的双重解放。八十多岁的耆老之人回味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太多的遗憾和困惑油然而生。
季先生以充分的自觉、自察和自省精神，将真实的自我展现给世人。他无意将自己刻画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一个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的“圣人”，而是以生活的原生态写出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的现实中人。在《牛棚杂忆》“自序”中他写道：“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山头，哪一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这种诚实和坦荡，使得他的散文无不充满学者的理性判断和正义感。散文中的这种生活真实并不以暴露隐私为代价，也不为牺牲自我而哗众取宠，那是一种学者要为表现生命价值追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所进行的灵魂考问，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特征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季先生描写自己个人化生活境遇的过程中，有许多记忆碎片是写受屈辱受迫害情景的，但人们看到的不是个人的悲戚与哀怒，而是国家和人民遭受的不幸与耻辱。因此，当他从容不迫追寻往事时，他已处于另一更高层的生命境界中，有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占位高度，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视野与社会场景的叙述，已具有了人类普遍意义的追寻。季先生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明白、透彻地写道：“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何等的明智、何等的高瞻远瞩啊这种写作理念无疑更多地属于像季先生一类学者型的散文家所特有。他们对于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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