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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的选择-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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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吓坏了。”苏菲继续说，“你看，我努力想要接近他却失败了，现在他要把我送走，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想对他说话，可我的喉咙噎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即将我推回到黑暗中去，而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我一直看着他，想说点什么。那匹漂亮的阿拉伯种马还在下面的田野里撒欢，霍斯靠在窗户边看着它。比克瑙方向又升起了烟尘。我听见他小声嘀咕着调回柏林的事，语气很痛苦。我记得他用了‘失败’、‘忘恩负义’等词儿。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很好地履行了我的职责。‘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言不发，一直盯着那匹马，最后我听见他说——我记得这是他的原话：“逃出人的躯壳，奔向大自然的怀抱。当那样的一匹马，活在那动物之中。那才是自由。’”她喘了一口气，“我一直记得这些话。它们太……”苏菲停住了，两眼呆呆地，凝望着幻影似浮现的令人困惑的过去。
（“它们太……什么？”）
后来，苏菲把一切告诉了我。她讲了很久。她用手蒙住双眼，头低垂着，沉浸在阴暗的回忆中。在如此长久的叙述过程中，她一直努力控制自己，但手指间的潮湿告诉我她是多么痛苦。她开始抽泣起来。我听着她默默的哭泣。在那个八月的多雨的下午，我们坐在枫苑的一张桌旁，手肘撑着桌面，就这样坐了好几个钟头。那是苏菲和内森那次灾难性的决裂后的第三天，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当时他们两人消失之后，我去了曼哈顿见我的父亲。（他的这次来访对我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当时已经决定和他一起返回弗吉尼亚。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件事。）自从那个晚上的聚会后，我闷闷不乐地回到粉红色宫殿，以为又像上次一样眼前一片狼籍——当然更没想到还能见到苏菲。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正在她的房间里，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放进一只箱子里；内森踪影全无——我把这看作是上帝赐予的恩惠。在我们凄凉而甜美的重逢后，我和苏菲冒着夏日的倾盆大雨来到枫苑。不用说，当我注意到苏菲以真真切切的高兴心情看待我的出现时，简直令我欣喜万分。我又可以嗅到她的脸和身上的气味。据我所知，除了内森，也许还有布莱克斯托克，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正接近苏菲的人。而且我还感觉到，当我的出现时，她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抓住了我。
她仍然沉浸被内森抛弃的惊恐不安之中。（她告诉我说，她在廉价的耗子乱窜的西城饭店住了三天。在那三天里，她多次想从楼顶跳下去。她一点不为这种情绪感到后怕。）显然，内森的离去给她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创伤。而且，这种悲伤将令她洞开记忆的闸门，使记忆的潮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但以前未曾注意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她开始喝酒，当然不算厉害；而喝酒也并未扰乱她的神志。但在那个灰蒙蒙的雨天的下午，她喝下了三四杯加水的威士忌；这与她和内森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生活相悖。也许放在她胳膊旁的那几个小酒杯应引起我更高的警觉。不管什么时候，我只喝我习惯的啤酒，对苏菲的这个新嗜好并没太在意。我肯定完全忽视了她的酗酒。苏菲又开始讲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了无生气地凝视着前方，或许任何处于这种状况的人都会这样。她开始讲述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故事的后面部分。）她的讲述令我大吃一惊，满脸像被霜冻似的一阵刺痛。我倒吸了一口气，四肢像芦苇一样软弱无力。而且，尊敬的读者，我知道她没有撒谎……
“斯汀戈，我的孩子也在奥斯威辛。是的，我有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吉恩。一到那儿，他们就把吉恩从我身边带走了。他们把他关在儿童营里。他那时才十岁大。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的孩子。但这事儿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太难了……一想到这件事就令我难以忍受。是的，几个月前，我曾把这件事告诉过内森。我只是简略地讲了一下，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儿或告诉任何人。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吉恩的事，就无法理解我和霍斯之间的关系。以后我再也不想提这事了，你也不要问我任何问题。不，请一定别问……
“那天下午，当霍斯站在窗前凝视外面的时候，我对他说了。我知道我不得不抛出最后的一张牌，向他吐露在我心底埋藏了一天又一天，埋藏在悲伤不能到达之处的东西。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乞求，哀叫，哭泣，只希望能感动那个男人，让他给我一点怜悯——如果不是为我，那就为我在这世界上能活下来的惟一寄托。于是，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司令官先生，我知道我不能为自己提什么要求，你也必须照章行事，但我求你在将我送回去之前，为我做一件事。我有个儿子关在儿童营，他的名字叫吉恩·泽韦斯妥乌斯基，十岁。我有他的编号，我将带来交给你。他是和我一起来的，但我已有六个月没看见他了。我渴望能看见他。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现在冬天就要到了。我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他的身体很糟，而且还那么小。‘霍斯没有回答我，只是木然地盯着我。我开始有些支持不住了。我伸出双手，摸到他的衬衫，然后一把抓住，说：“求求你，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好感的话，求你为我做这件事。不用放我，只要放了我的孩子。你肯定有办法办到此事，我会把我想到的办法告诉你的……求求你为我做这事。求求你，求求你！’
“我知道，我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条虫豸，一点波兰渣滓。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从他的衬衣上拉开，说：”够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话音里的狂乱与气愤。他对我说，让他干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我在没有上级命令的前提下释放任何一个犯人，因为那是犯法。’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些话触动了他某个可怕的神经。他说：”你真是胆大妄为！你把我当作什么，一个你能操纵的笨蛋？仅仅因为我向你表示了某种特殊的感情，你以为就可以让我滥用职权？只因为我表达了一丝爱意？‘最后他说：“真令人恶心！’
“斯汀戈，你是否觉得这很荒唐？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扑倒在他身上，双手抱住他的腰，不停地求他，一遍又一遍说‘求求你’，但从那变得僵硬的脸部肌肉和传遍全身的一阵阵颤栗，我知道我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停下来。我继续说：”那么至少让我见一见我的孩子，让我看看他。就一次！就让我看看他，在回集中营前用我的手臂再抱他一次。‘当我说到这里，斯汀戈，我忍不住在他面前跪了下来，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靴子上。“
苏菲停了下来，双眼又开始长时间地凝望捕获她整个身心的过去。她心不在焉地呷了几口威士忌，又仰头喝了一两次，沉浸在迷乱的回忆中。我发现，就像寻求现实的证据似的，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的手已有些麻木起来。“对奥斯威辛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人们有许多议论。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来自奥斯威辛或比克瑙（后来我也被送往那里）的人们常常议论发生在那种地方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比如这个人为何甘愿成为一个邪恶的犯人头，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又比如别的人为何会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英勇的事，为了别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再比如说，为何一些人把一点点面包、土豆和清汤给了别人，宁愿自己挨饿甚至饿死；而另一些人——男人，女人——却为了一点点食物不惜杀死或出卖他人？集中营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怯懦、自私，有些勇敢、无畏——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但奥斯威辛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方，斯汀戈，恐怖得难以置信。你真的不能像在现在这个世界一样，说这个人应该这样做，那个人不应该那样干。如果他或她做了一件高尚的事，那么你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对他们心怀敬意。但纳粹都是凶手，他们要么杀人，要么把人变成病态的动物。所以，如果人们干了不那么高尚，甚至有如兽行的事，你一定会仇恨它，理解它，或许同时还会可怜它。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把人变成动物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苏菲停了一会儿，紧闭双眼，仿佛陷入沉思之中，然后又一次茫然地盯着前方。“所以，直到今天，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既然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知道纳粹把我也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动物，那为何我会对我干过的事一直有一种犯罪感，一直为我的活着感到罪恶。我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罪孽感。我想，它将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她又停了下来，然后接着说：“我猜这是因为……”她犹豫了，没有说完这句话。我听见了她声音中的颤音——也许是因为她比任何时候更疲惫不堪。她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摆脱它。永远不会，因为我摆脱不了，也许那就是德国人留给我的最糟的东西。”
她终于松开紧紧抓住的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我用双臂抱住霍斯的靴子，把脸贴在那双冰凉的皮靴上，好像它们是貂皮或别的什么温暖、舒适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想我甚至愿意用舌头去舔它们，舔那双纳粹靴子。你相信吗？如果那时霍斯给我一把刀或一支枪，让我去杀人——杀犹太人，波兰人——都无关紧要，我会毫不犹豫，甚至乐意去干这样的事，如果这能让我见到我的孩子，用我的双手拥抱他——哪怕只有一分钟。
“这时，我听见霍斯说：”站起来！你的表演令人厌恶。起来！‘但我站起来后，他的声音又变得温和起来。他说：“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孩子，苏菲。’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接着——噢，基督耶稣，斯汀戈，他又一次真正地拥抱了我。我听见他说：”苏菲，苏菲，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小儿子。‘他说，“难道你以为我会拒绝你吗？你以为我真是一个魔鬼吗？’”
第十一章 父子团聚
“儿子，北方相信自己拥有名副其实的美德，”我父亲说，一边小心翼翼用食指抚摸着那只青紫的眼睛。“当然，他们错了。你认为哈莱姆的贫民窑真能代表南方花生地里黑人的进步吗？你认为黑人在那无法忍受的贫穷、悲惨的生活中还能继续感到满足吗？儿子，总有一天，北方将为这些虚伪的‘宽宏大量’，为这些狡猾、空洞的所谓容忍的姿态而后悔。总有一天——记住我的话——会清楚地证明北方和南方一样存在偏见。在南方，那种偏见至少是公开的；但在这儿……”他停下来，又摸了摸眼睛。“一想到酝酿在这些贫民窑中的暴力与仇恨，就让我感到真正的担忧。”我父亲很了解南方的偏见，几乎是一个终身的南方自由派。他从来不会把南方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种族罪恶转嫁到北方头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很注意地听他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947年的夏天，他的话将预言般得到证实。
午夜已过去很久，我们仍坐在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酒吧里小声交谈着。这是他刚到纽约一个多小时，与一个名叫托马斯·迈克古利，车号“8608”的出租车司机大吵一架后，我把他弄到这儿来的。老头子（这个方言词是我对父亲的特殊称谓，五十九岁的他仍显得十分健壮、年轻）被打得很厉害，虽然没伤及要害，但额头上出了血，需要稍微包扎一下。等一切恢复正常后，我们便坐在这儿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他喝波旁威士忌，我则一如既往地要了莱茵戈德啤酒），谈着诸如奇萨比克以北的大中都市的颓废与南方天堂乐土般的大草原之间的裂缝一类的话题。（在这一领域，除了亚特兰大之外，父亲几乎预见到了每一件事情）。父亲与托马斯之间发生的争吵，暂时将我从近乎绝望的感情中拉了出来。
让我们回忆一下吧。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时我在布鲁克林，以为苏菲和内森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我当然会这样以为——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当我离开耶塔公寓乘地铁去曼哈顿与父亲会面时，我极度沮丧、忧伤，浑身难受——自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痛苦。这是一种悲伤与焦虑混在一起，失去亲人般的痛苦；争相涌出的几种情感搅得我晕头转向，精神极度紧张。盯着地铁隧道中急速后退的忽明忽暗的灯光，我感到一阵阵有如重物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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