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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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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
尤其是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他的战友、党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德国侨民爱德华·施佩林同样是如此。这 3 个男子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地献身于无法及时逃走的南京贫苦的和极端贫穷的居民。
不仅是在极端困难时得到过这 3 个男子汉帮助的中国人会感激他们，我们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人也会由衷地钦佩他们。
签名：拉曼
中国分部部长德国大使馆致约翰·拉贝先生编号：5720／2550／38西门子洋行（中国）转交汉口，1938 年 3 月 22 日上海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 1937 年 11 月～1938 年 2 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技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特劳特曼
德国大使迪尔曼街 20 号致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博士柏林西门子城现地址：汉口1938 年 5 月 20 日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
衷心感谢您 3 月 22 日的亲切来信。由于我正和我的夫人回乡休假，您的信直到今天才收到。
我同样谨向您对我在南京的工作的赞赏表示衷心感谢，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您建议的奖章（红十字功勋勋章）已在我到达这里时，很快由大区党部领导人、国务秘书伯勒先生亲自授予我。
这里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朋友们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能坚持在您特别艰难的岗位上。您可以相信，这里的许许多多朋友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祝愿注视着您辛劳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终的成功。
我在这里作了多次关于我在南京经历的报告，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例如西门子的经理们、远东协会和外交政策局。关于那边的情况，这些人士的确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一直传到决策人物那里，以便为消除这种怀疑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第一卷 40 在中国生活 ３０ 年后又回到了家
1938 年 3 月 16 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汪机长带着他 19 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 3 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 1938 年 4 月 12 日抵达热那亚。4 月 13 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 7 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利了。
我们于 4 月 15 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绥带玉石勋章。5 月 2 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 月 6 日在外交政策局，5 月 12日在远东协会，5 月 19 日在西门子城，5 月 25 日在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不假思索地在 6月 8 日将我的报告（见卷 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 6 本日记被两名官员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s 年 10 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附录：
约翰·拉贝其人
［德］埃尔温·维克特
约翰·拉贝 1882 年 11 月 23 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1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 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但是 1908 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 30 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 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 1917 年对德国宣战，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 1919 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 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 3 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 65 岁退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 年 1 月 5 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 25 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念馆里。1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
“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 2500 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诙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 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 1934 年加入了国社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 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鍏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 1908 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 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优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西门子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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