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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经济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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诤嶂嵘铣鼵点时，税收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将大于其收入对积极性的提升，所以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由此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处于这个禁区时，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使得税收收入和国民产量同时增加。
拉弗曲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会降低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跟着减少。由此可见，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最佳方法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而是减税。
拉弗曲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欲速则不达”的哲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不按应有程序行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在某城市郊区有一条通往著名旅游区的高速公路，除了节假日和旅游旺季外，大多时间并不拥塞。高速公路两侧设有辅路，通行时主路收费，辅路免费。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主路上车辆风驰电掣，但却寥寥无几；而辅路上的客车、货车，甚至还有自行车、三轮车等，将整个辅路挤得水泄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是为了节约走主路时的“过路费”。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为省钱而多花点时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判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首先，高速公路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资源闲置；其次，辅路上的车辆行驶缓慢，耽误了大量时间，这又必将使社会资源受到不小损失。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自然是降低“过路费”。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经营高速公路的公司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和高速公路的经营成本等因素拒绝降价。经营者的思维就是，收费高自然收入高，就可以更早还清贷款乃至赢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政府还控制着收费，把过路费定得越高才越好。
如果结合拉弗曲线，我们就会很快发现，“收费高收入高”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高速公路经营者们正处在拉弗曲线的“税率禁区”里。在这时，如果收费不沿B…C…O方向移动（降价），大多数司机都不会去走高速公路，经营者的总收入不但不会提高，还会降低。只有降价，车辆愿意走高速公路，总收入才可能增加。实际上，我国许多地方的高速公路运营，很长时间一直处于这种收费太高的不良状况中。结果不仅经营者难以为继，还造成了公众时间及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直到后来，经营者终于开始对高速公路的收费进行了调整，总体降低了收费标准，通过高速公路的车辆这才明显增加起来，辅路的通行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当然，经营者们运用拉弗曲线，还可以确定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最优费率。比如，调查驾驶员对过路费的接受程度，测算出收费每上升或者下降一元，选择高速公路的车辆所减少或者增加的百分比；测算收费降低后经营者减少的收入和车辆增加而提升的收入两者之间的差额等，就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收入最大化的收费率水平，从而促成高速公路经营者与过路司机之间的双赢局面。
提高税收能有效禁烟吗——香烟征税
棱角分明的牛仔，深沉锐利的眼神，手臂上陆军标志的刺青，坚强豪爽的个性，一位实实在在的硬汉站在你的眼前。尤其是他嘴角叼着的那根香烟，更是让你鲜明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的英雄——这就是著名的“万宝路男人”。作为世界的烟草销售冠军，万宝路（Marlboro）在全球平均每分钟就有100万多支香烟在消费，创下了烟草销售的神话。
然而，其中一位曾为万宝路香烟做过广告的好莱坞明星，最终却因为抽烟而英年早逝。死前他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吸烟有害，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的确，烟草的成瘾特性，使它早已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多、危害最广的物质。其实，与毒品（如海洛因）相比，除了一个是合法消费品，另一个是违禁品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质的不同，尤其是从物质依赖的角度看，二者更是如出一辙。烟草在全球盛行了两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吸烟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许多致病物质，如烟碱、二氧化氮、氢氰酸、丙烯醛、砷、铅、汞等，其浓度远远超过工业许可值，对人群的危害甚至超过工业污染。吸烟，以及由此造成的被动吸烟可以导致多种心脑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甚至癌症。
随着对香烟危害性的日益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关于禁烟的立法，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作为一个拥有3。5亿烟民的“香烟超级大国”，我国也加强了禁烟工作，如从2008年5月1日超，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第一个把禁烟范围扩大到所有餐馆、办公室的城市，更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以便将烟草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禁烟法规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对香烟加以控制的，在此不予太多探讨。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又该如何对待禁烟呢？
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方面看，吸烟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烟草销售固然能为国家提高税收，但是，这些收入永远弥补不了因烟害而导致的疾病、死亡、医疗费用等损失。因此，考虑经济上的成本与产出，也应该禁烟。而在市场层面，目前世界上常见的限制香烟的方法就是提高烟草的税率。的确，从理论上说，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就可以迫使经营者提高烟草价格，依照“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香烟的消费者（烟民），从而实现控烟。
实际上，自2005年2月27日，世界上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及其制品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40个国家生效后，全球的烟税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以日本为例，在2006年7月l日前，日本的烟税水平为平均每支香烟7。89日元。此后，每支卷烟的烟税提高1日元，从而使得一盒20支装的香烟价格提高20…30日元。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对游客携入境内的国外卷烟征收更高税额，即每盒此种卷烟的征税再增加20日元。与之相应，亚洲的其他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都实行了各自的提高烟税的措施，使得香烟的销售价格提升，以便达到减少香烟消费、进而控制烟草的目的。过去，我国卷烟消费税一直实行按价计率征收，现在则实行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先按量计算，每5万支卷烟计征150元的定额税，再按现行卷烟实际调拨价计征消费税。因为增加了一道从量征税，卷烟税负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我国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四、五类低档卷烟，税负增加尤其明显。
那么，通过“提高征税”这把经济利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降低香烟消耗、削减烟民队伍呢？就实际情况看，结果恐怕并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统计资料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吸烟率得以下降，如美国在过去十年间，香烟价格提高了10％，吸烟率降低了3…5个百分点，但是更多国家的吸烟形势却是不升反降，禁烟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我国，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甚至连年出现税利大幅增长，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提高税率恐怕并没有使我国烟民数量降低多少。那么，为什么高税率对香烟并没有取得明显的限制作用呢？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香烟这种商品的特点。前面提到，香烟有一种成瘾特性。尽管“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宣传铺天盖地，但吸烟时人的大脑和体内会产生脑啡肽和内啡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兴奋（当然这是一种短期的快乐），这已经为科研所证明。久而久之，吸烟就会使人成瘾。就像酒瘾一样，烟瘾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戒掉。用经济学的话讲，在香烟市场上，对烟草的需求（烟瘾）一经形成，就不易下降。卷烟需求是一种明显缺乏弹性的需求，这导致其对价格的上涨并不十分敏感。
假设三个人依据各自的经济状况选择高中低档三种香烟。加税后香烟价格提升，如果三个人还是分别固定地抽这三种烟的话，那么吸烟量将会下降，但是，在需求（烟瘾）和高价格的两种压力下，这三个人一般会选择降低香烟档次的方法（如原来抽高档烟的减少高档烟而增加中档烟的购买），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满足烟瘾。这样，吸烟量并不会因为香烟价格的提升而下降。以印度为例，在2001年2月，印度出于地震救灾急需资金的压力，将卷烟税增加了l5％。结果2001年当年，印度人购买了大约780亿支卷烟，比去年的920亿支下降140亿支。然而，这并不说明这个国家的吸烟量下降了，烟民们的选择转向了价格相对便宜的比迪烟。比迪烟是一种传统的吸烟方式，与卷烟不同，而它的焦油含量却要比大多数卷烟高出30毫克（卷烟平均18毫克）。烟民们采用了“商品替代”的办法继续吸烟。
在我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形象的链式图，也很好地说明了香烟替代的特点：
“中华—红塔山—红河—金花—炮台—烟丝—烟叶—旱烟”。
毫无疑问，高额税收会通过税赋转嫁，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由于我国烟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加之卷烟市场上有各种价格的香烟，最终中国烟民（尤其是其中的两亿农民）没有因为卷烟高价选择了放弃或减少吸烟，而是转为吸食未经加工处理的烟叶或廉价假烟，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因为烟叶以及廉价假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另外，卷烟高税也促进了黑市的发展。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假烟、走私屡禁不止。假烟在世界的卷烟消费量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由此可见，高税政策在抑制吸烟、维护消费者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卷烟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对于烟价提高并不十分敏感，该吸照吸，结果使得卷烟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并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税源的“宝座”。
事实上，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强吸烟有害的教育，改善医疗条件，从立法上规范卷烟生产和销售，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区，推广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长期地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
两元钱帮助千万人——社会福利
——2008年7月的一个早上，深圳的某位彩民接到福利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被告知其使用银行卡通过电话投注的一注彩票赢得了二等奖，总计奖金247765元。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该彩民竟然一时难以接受已中大奖的事实。随后，工作人员耐心解释，提示他30天内兑奖，以防弃奖。这位幸运儿后来对别人说，他的中奖一半是幸运，一半是守号的执著。他从今年1月开始用电话投注购买福彩“双色球”，利用自动投注功能对他的这个固定号码每期自动追号。原本只是为了一种乐趣，没想到半年后竟然赢得了24万多元。
——“2003年2月16日，福彩双色球彩票联销。当年10月，湖南中出第一注500万，很多人开始购买双色球。我从双色球一开始发行就买，但只是关心是不是中奖。一年后，当我得知双色球销售了36亿多元，筹集福利金近13亿元时，就开始关注双色球公益金。5年来，双色球筹集的公益金资助了那么多困难群体，我想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一点。”湖南省常德市的孙先生这样说。
——2007年6月1日儿童节，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内一片喜庆。南京市“情暖童心、爱心助孤”大型公益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市福彩中心向南京市儿童福利院捐赠20万元福彩公益金，表达了全市彩民和中心工作人员的一片爱心。长期以来，市福彩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资助活动，如捐赠孤残康复手术费、修缮儿童福利院、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和敬老院等，充分体现了福彩发行宗旨。
——据悉，至2008年春节前夕，“广东福彩爱心助学子”已举办4年，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安排了1900万元资助3800名生活困难大学生上大学。
长期以来，人们购买彩票的目的主要集中在“碰运气、中大奖”上，尽管中大奖的概率非常之低，但是“两块钱赢来五百万”，这种“以最少的投入换得最大的回报”的期盼心理，使得我国的彩票事业发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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