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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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山东巡抚何莱山》）张居正的意思就是说，衍圣公不要每年都来进贡了，而是三年进贡一次。这样一来，这个“沿途生事百端”的衍圣公就会少给百姓添些惊扰了！

　　　　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弊政，我们就讲这些。其实，他的改革措施不止以上所述，比较重要的还包括改革学政、改革水政等。可以说，他的这些改革几乎都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因而使得明朝在他当政时期出现短暂的中兴。

　　　　然而，张居正毕竟只是一代名相，他能够在生前改变明朝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却不能在死后继续保持他和他的改革措施的力量，因此明朝也仅仅延续了七十二年的国运。这不能不说是这位治世之能臣的悲哀！

　　　　

张居正十讲　第五讲　治河：明王朝的政治顽症

　　　　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在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朝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明朝治水不仅有着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的考虑，而且还有着特殊的政治、军事考虑，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考虑，使得张居正这个并非水利专家的政治家煞费苦心！

　　　　积重难返的水利难题

　　　　治水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大事，明代也不例外，张居正身处的时代，南北的粮食运输主要依赖运河，而运河又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官员提出了修筑新河的想法，最终却因为不切实际，被张居正否定了。在否定这个提议的过程中，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可是北方并不是当时的产粮地区，其他经济也不发达。

　　　　明朝真正的经济中心在南方，尤其是在苏杭二州，这里是当时的产粮大区，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这个原因，北京『政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都是从南方调济过来的。要调济物资，自然就需要做好交通运输工作。然而，当时从南方到北方的物资运输路线，就只有一条大运河。

　　　　有人会觉得，有了这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还需要为运输物资发愁吗？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缺乏对大运河情况的仔细了解的，大运河实际上并不像书本上或者传说中说的那样便利和畅通无阻。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运河到洪泽湖时，就会遇到从安徽流来的淮河，这条河会在运河的清口与黄河交汇。这里是第一道难关，因为一旦遇到黄河涨水，就会堵塞河道，运河就无法运输；再接着往上走，当运河到达徐州的茶城时，接替运河工作的就是黄河，也就是黄河的这一段便是运河，这里是第二道难关，也是最危险的关口。因为黄河做运河，遇到涨水时水量太大，会使南方的粮船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而遇到枯水季节水量又太小，粮船便要搁浅在河中，无法顺利到达北京。

　　　　大家想想看，这样一条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运河，怎么能够担当起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运送物资的重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北京事实上处在国防第一线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南方的物资一旦不能顺利运到北京来，不仅关系到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温饱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大明朝的国防安全。

　　　　可是，就是这样一条至关紧要的运河却老是发生问题，这怎能不让人为此发愁？

　　　　张居正就是为了这条很成问题的运河煞费苦心！他也知道，将整个国家、北京的安全和温饱完全交给一条根本无法捉『摸』和控制的运河，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则罢，一旦出事就肯定小不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尽快想办法治水。张居正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就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了。这样一来就使得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很快变浅，正好将前往北方的粮船搁浅在黄河里，一概不能北上，情况异常紧急。可是，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治水呢？

　　　　在张居正当政之前，曾经提出过两种解决运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不一定非要依靠运河，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海运来解决南方物资的北调问题。提出这种办法的人还设计了一条海运的路线：从太仓、嘉定沿东海航行，就可以到达天津；到天津后无论陆运还是河运就非常方便了。

　　　　路线虽好，却不能保证运粮船在海上不会出问题，因为那时的航海技术毕竟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当使用这个办法出现事故之后，明朝『政府』就没有再利用海运进行南粮北调了。第二种办法就是修胶莱新河。正是在对是否应修这条河的争论中，张居正第一次碰到了治水的难题。那么，胶莱新河是怎样一条河呢？张居正对开通胶莱新河持什么态度呢？

　　　　胶莱河是发源于山东高密县的一条入海河，有两条支流，一条在北边，一条在南边。由于南边的支流在胶州的麻湾口入海，因此被称为胶河，而北边的支流则在山东掖县的海仓入海，所以被称为莱河。两条支流之间隔着一个高大的分水岭。那么，什么是修胶莱新河的计划呢？胶莱新河其实就是将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从中凿开，开通一条水道。可是，开凿胶莱新河能解决运河的问题吗？

　　　　在提出这个办法的人看来，胶莱新河可以替代一段异常危险的海运路线，进而将原来的海运路线变成如下情况：从南方出发的运输船先走海路，到达胶州麻湾口时，逆流而进入胶河；在胶河航行一段之后，就往北进入新开凿的胶莱河，一直航行进入北边的莱河。只要运输船能够顺利到达莱河，剩下到北京的航运就是从莱河的海仓口再度入海，再往北航行一段海路就可到达天津。

　　　　这个主意看起来的确不错，因此它一被提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隆庆四年黄河再次决口之后，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给事中李贵和就上疏请求修胶莱新河，内阁大学士高拱同样极力赞同修胶莱新河。不仅是他们俩，朝中的大臣几乎都赞成这样做。可以说，当时的明朝政界，几乎都在为这个近乎天才的创见摇旗呐喊！

　　　　那么，张居正对于修胶莱新河的主张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跟高拱一样，张居正同样出于为国为民之心，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妥善的办法能够解决运河的问题。开通胶莱新河的主张一提出，张居正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思考。他在思考什么呢？

　　　　其实，他是在从现实的角度思考开凿胶莱新河到底行不行得通。的确，作为一个手握重权的内阁大臣，不能跟那些手下一样，听风便是雨，一见到理论上可行的解决运河的办法，就兴奋得忘乎所以，根本不计较事实情况了。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示了他作为成熟政治家的稳重和审慎。

　　　　让张居正首先就觉得为难的问题是：水源如何解决？什么意思？前面已经说过，在胶河和莱河之间的分水岭是个高大的山岭，暂且不计算把它开凿通了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先思考一下即便是开通了河道，那么河里的水从哪里来？

　　　　有人会问：不是在沟通两条河吗？何愁没水呢？这样想的人就有些不顾实际情况了。仔细想想，这个河道不是在平原上，更不是在低洼的盆地，而是在丘陵和高山地区，这样的地势，就算开凿出了连通胶河和莱河的河道，这两条河里的水也进不来！如此说来，胶莱新河还是有问题！

　　　　对于这些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的问题，谨慎的张居正都一一考虑到了，在他的心中已经拿定主意不赞同开凿胶莱新河。然而，这个时候的朝廷上下似乎已经对开凿新河呼声一片。对于大多数大臣，张居正倒不用顾忌，让他顾忌的是高拱。

　　　　前面我们讲过，高拱虽没跟张居正有过直接和正面的冲突，但是两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一为首辅，一为次辅，而且都很有才干，自然不能相容了。因此，当自己的意见与高拱出现不合时，张居正就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治水而得罪了高拱。

　　　　可是，胶莱新河是决计不能开的。又该怎样说服高拱和一帮不理『性』的大臣呢？张居正想到了这样一个好办法：他让给事中胡槚前往山东进行实地勘察。

　　　　为何要选这个人呢？原来，胡槚是高拱的亲信，而且最重要的是胡槚是一个有主见、看重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张居正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身份和『性』格，于是来了个一石二鸟之计。至于高拱，见到张居正派自己的亲信前去勘察，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就这样，胡槚去了山东。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果然证明张居正的考虑没有错——开凿胶莱新河有太多的现实困难，胡槚也主张不开胶莱新河了。

　　　　由于张居正的明智，他既没有得罪自己的政敌，也阻止了肯定会没有成效的胶莱新河的开凿。

　　　　在得知胡槚从山东传回来不能开凿新河的消息后，张居正在给胡槚的一封信里说起了自己的心思：“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张文忠公全集·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由于是给胡槚的书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张居正是在胡槚面前极力褒奖高拱。张居正首先谦虚地说自己已经料到修新河是不行的。他知道，高拱本来是赞同开凿新河的。可是经张居正一说，竟然变成了“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

　　　　张居正甚至为高拱辩护：“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这样说来，高拱的确没有什么错了，连领导的判断失误也被张居正说成是由于忧心国家久远之计所致。张居正的政治素养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进退两难的治河窘境水利始终是明王朝的一大问题，水患导致的运输危机使得张居正寝食难安。为此，他咨询下属，详细研讨各种方案，最终，提出的数种方案都是无疾而终，张居正的治水努力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运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张居正只好继续苦心思索。万历头两年，那条问题成堆的运河总算让张居正和朝廷上下缓了口气——竟然没有出问题。在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运输四百万石粮食的船都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张居正兴奋地给河槽总督王敬所去信：“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漕王敬所》）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显得正满怀着信心和希望。他一面在为运粮船的顺利到达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甚至都在准备着国库充实之后的国家计划了。或许，这时的张居正认为，运河可能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这两年都这么顺！可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一场大水，又让他费尽了心思。万历三年，黄河暴涨，水量特别大，在砀山决口了。肆意的黄河到处流淌，很大一部分由淮安进入运河，甚至直接流到了长江。如此一来，江淮和扬州一带就面临着发生水灾的危险。这场大水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既担心百姓的身家『性』命安危，更担心这年南方物资的北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明朝『政府』之前解决黄河水患的主要办法就是修筑堤岸，也就是用堤岸拦挡暴涨的河水。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人为什么非筑堤不可呢？这里的原因在于明朝人治河，必须遵守如下的几条原则：第一，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南流，因为黄河向南流的话就会破坏掉明朝皇帝祖墓的风水。

　　　　第二，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改河道使它向北流，因为黄河向北流就不能向南回流，这样就会使得淮、徐一线的漕运发生问题。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