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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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即使没有过徐州的黄河也不允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很容易便会出现浅滩，肯定会阻碍一边运粮船向北，另一边空船回南的路线。

　　　　正是由于有这几个原则，所以即使在黄河肆意成灾，洪水漫流的情况之下，明朝人也不会想办法改河道，只是沿岸筑起高堤抵御洪水的侵袭。可是，肆意的黄河水哪是抵御得了的？万历三年的黄河决口，就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刚听见黄河决口的消息，张居正还不怎么了解实情，因此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写信：“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张文忠公全集·与河道傅后川》）看来，张居正对当时的情况的确不怎么熟悉，他不知道到底是由黄河入海口淤堵导致黄河决口，还是筑堤岸的原因，因此希望傅希挚说清楚点儿。

　　　　傅希挚回了一封信《治河议》，但是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张居正于是再次写信给他询问情况以及傅希挚的解决办法：“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东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人告于上而行之。”（《答傅后川议河道》）从这封信我们看得出来，张居正的确很着急，他急着想要找到一个“至当归一之论”，也就是确定一个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情况紧急呀！张居正怎能不急？

　　　　在张居正的催促之下，傅希挚想到了曾经有人提出过的开通泇河的办法：首先，由于泇河有两个水源，一个在峄县，一个在费县，因此被人们称为东、西二泇河；因此接下来就将北边的微山湖、赤山湖和中间的东、西泇河以及南边的沂水、宿迁骆马湖用水道连接在一起，最后则把这条水道引入黄河。在仔细思索之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的二月，傅希挚向明神宗上疏，将开通泇河的计划提了出来。在他看来，与其花费大量费用在其他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用的水利工程上，还不如一次多花点儿用于开通泇河上。这种思想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一向看重实效和希望节省财政开支的张居正来说，还是觉得不甚妥当。于是，当傅希挚上疏以后，张居正就在户、工二部正在商议以及在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的请求下召开廷臣会议的时候，给傅希挚写了一封信：“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乎！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音同“挠”）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河道总督傅希挚》。）张居正的意思是：“现在说要修河，很有可能是要修的，但是事关重大，甚至有人说要花七八百万的钱，因此需要仔细斟酌。因而，派来了人亲自考察。这件事情，以前也有大臣提起，知道它的便利之处，只是由于任务太重，没有人敢担当。现在你既然要担当，你就要坚持己见，仔细办理。”

　　　　自然，这封信表达了张居正的忧心，然而他仍然寄希望于傅希挚，希望他能够“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然而，这个傅希挚恰恰就没有把“其中事体”详慎思考。在经过侯于赵的亲自勘察之后，勘察大臣认为要开通泇河，是不太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开通这条河，就一定要经过良城，那便意味着需要开凿和搬运走这里的五百五十丈石地，工程太过庞大，所需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商议之后的户部官员认为，“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只能用来解决今年的水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万历三年的六月，明神宗下旨不再开通泇河。

　　　　大臣们一个人一个意见，自然惹得神宗不开心了。在神宗看来，正是要这帮子人干实事的时候，却“百计推诿，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根本没有人愿意“视国如家，忠谋远虑”。但是，他这样说，也不是怪罪傅希挚，只是将怒火发泄到了河道的其他官员身上。傅希挚接到圣旨后也没有办法，只好停止了开通泇河的计划，专心去做治河的工作去了。而张居正也只好再次认栽：谁让自己不是水利专家呢？遇到水利问题就只好请教属臣，可是一直以来又没有真正遇到治水的人才。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在明神宗的那个圣旨中，流『露』出了愤恨和着急，其实那也是张居正的心理状况。

　　　　然而，无可奈何也罢，心急也罢，愤恨也罢，总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物资运输的问题呀！现在不能开泇河了，北京需要的四百万石粮食又不能依靠正在肆意泛滥的黄河，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张居正这次真是快愁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万历三年的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和右侍郎徐栻上疏再次请求开通胶莱新河。主张开新河的两人都是和张居正同年考上进士的，因此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是刘应节，这个人是山东潍县人，他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应该还记得，上次大臣们提议开胶莱新河的时候，张居正曾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胶莱新河的水源难找。但是，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黄河到处决口，开通泇河的计划又落空，目前看来也只有走一下开凿胶莱新河的路子了！张居正为什么这次比较有把握呢？一方面，计划是刘应节提出来的，张居正对他非常信任；第二方面，从那次提议开凿新河到现在，经过几年的财政整治，国库变得充实起来，因此有财力应付工程所需。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毅然决然地对开凿新河的计划表示支持。他派了徐栻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一起开凿新河。在他给刘应节的信中，大家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决心：“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张文忠公全集·答刘百川言开胶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批评了那些认为不能修胶河人，说他们其实是出于私心。接着，他对刘应节“忘私徇国”的忠诚表示欣赏。他同时还称赞了徐栻担当重任的精神，希望他们能倾力合作。

　　　　不仅张居正，明神宗也是大力支持，君臣上下似乎这次都下定了决心，神宗更是在上谕中严厉地说：“朝廷屡议开河，止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

　　　　大家都对刘应节和徐栻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开辟出一条新的水道，进而解决南方物资北调的老问题。

　　　　可是，就在上下齐心，准备打一场水利攻坚战时，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山东民间的舆论对于开凿新河不利。在民间看来，一旦运河的河道改变，就会使原来沿河道的商业经济受到损害，对于山东西部的发展十分不利。这自然是一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但是，撇开这一点不提，山东民间对于开凿运河还是不支持的声音占上风。为什么呢？原来，开凿新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劳役，很显然这些劳役就是从山东本地而来，因此就给百姓带来不小的麻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山东的舆论大都反对开凿新河。这样一来，山东巡抚李世达坐不住了。随着事态的严重，就连徐栻也心生动摇和犹豫。对于这个情况，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他立即给徐栻去信，以安定他的心：“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劳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有。”（《张文忠公全集·答徐风竹》）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做事太过就不能把事情做好，他援引了大禹治水时期遭遇民间反对的典故，通过分析民间的心态，敦促徐栻“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意思就是要徐栻能够做事果敢，不要轻易听信他人，不然勉强做事，必不能做好。但是，在这样说时，张居正同样也感觉到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此他才说“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这一方面是在为徐栻想办法开脱责任，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张居正自己心中已经出现了些许动摇！

　　　　事情继续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的正月，徐栻上疏说凿开胶河与莱河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引水进新河，再筑堤建闸，估计需要花去九十余万两银子的工钱。对于年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在三百万两银子的明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数目。看到这个上疏，张居正气急败坏，他认定了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于是就将已经当上戎政尚书的刘应节调到了山东，会同徐栻一起开凿新河。

　　　　张居正的这个办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张居正又犯了一次用人不当的错误：刘应节到山东后，和徐栻在水源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应节主张利用海水，徐栻则主张引用山泉。他们相互攻击，都认为对方的主张不切实际。

　　　　在徐栻看来，刘应节利用海水的办法只会导致海沙进入新河，因此又要花费不少钱建闸挡沙。山东巡抚李世达也认为刘应节的办法会使得海沙和海水俱来。而且在他看来，除非海风很大，不然就不能将海水灌进新河。可是在刘应节的眼中，徐栻引用山泉做水源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正如李世达所说，山泉到了“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引用山泉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奉命勘察分水岭的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说要想开凿分水岭，“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

　　　　这个结论让张居正差点儿没有吓晕过去。一时间，张居正真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这个费心的工程了。他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花了二百余万金的钱开凿了分水岭，修好了新河，可要是海水进不了河道，或者山泉不充足，那这条河就等于没用。

　　　　如此一来，二百余万金不是等于白费了？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

　　　　让张居正头疼的事情还没有完！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审慎的考虑：之所以要开凿胶莱新河，本来是为了代替这一段的危险海运；然而，在进入胶莱新河以前，运输物资的船还是要走很长一段的内流河，也就是淮安以下的运河。要是这段运河也出问题，后面的路程再安全也是没用的。这个考虑不是不切实际，因为万历三年的时候，淮安以下的运河到了高邮就被黄河涨水冲得决口了。

　　　　张居正很快也知道了这种意见。他彻底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工部商议是否还要继续这个工程。经过讨论，工部尚书郭朝宾得出结论：“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于是，这个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工程于万历四年的六月停工了！张居正面临着第二次的治水失败。

　　　　人才：治河第一方略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张居正治水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偶然地发现了治水人才之后，张居正大胆任用，最终扭转了治水屡遭失败的局面，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