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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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恢复大宁的军事建制无望的情况下，明朝国防的中心就转到了蓟州。在明朝『政府』看来，只要能够搞好蓟州的防务，用这里的军事力量抑制住想要从喜峰口、黄崖口和古北口三个关口入侵的敌人，同样可以防御外患。因此，明朝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就非常重视蓟州的防务。后来当上了兵部尚书的杨博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就上疏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他的意思是蓟州是国防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面要驱逐大同的外敌，另一面则要守好黄花、古北诸要害，这样就可以防范外敌入侵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了兵部尚书依然没有改变，在隆庆五年，杨博也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均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他看来，言官们所说的守边墙是怯弱的意见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墙内御敌的危害更大。他认为必须严守蓟州，方能保证国防的万无一失。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隆庆元年得到了印证！

　　　　隆庆元年的九月，鞑靼的首领俺答从大同入侵，一路攻占了石州、交城、文水。可这并不是最紧急的战事，就在西部战火突起的同时，土蛮进攻了蓟州，纵火劫掠了昌黎、卢龙，侵略者一直打到了滦河。如此一来，北京就再次面临着战争危机。就在紧急之中，穆宗下诏召集大臣商议战守的问题。在这次商议中，当时已经是工科给事中的著名大臣吴时来上疏推荐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三员大将，主张用这三位平定南方倭寇的大将坐镇蓟州，抵御北方的外敌。他的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吴时来跟张居正同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自然会支持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确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将才，让他们去镇守北方边境，是大多数大臣都赞同的。

　　　　吴时来的上疏得到批准后，原为两广军务总督的谭纶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则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统管所有的总兵官。张居正和这两位将才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去世以后。至于张居正当政时期，他们两人更是得到了重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时谭纶还当上了兵部尚书。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对他们作为一流将才的赏识和重用，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张居正和吴时来的眼光的确超人。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很快谭纶就对蓟辽的军事状况，尤其是明朝军队的素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一个上疏中反映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之道：“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谭纶看来，蓟辽军队的士兵老弱，大将分散，因此必须加以训练。可是训练却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其一是训练三万人的骑兵每月花费太大；其二是有人非议将南兵与北兵间杂训练的方法；其三是有人会对严峻的军法制造谣言蜚语；其四是担心士兵难以做到失败却不气馁。在这样的情况下，谭纶自然需要得到张居正的帮助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军事上的改进就能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辅助。

　　　　对于谭纶的一切需要，身在内阁的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切的困难都帮助其解决。这样，谭纶的北方练兵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举例来说，谭纶提议增筑抵御敌人的堡台，张居正立即就回信答应了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审慎意见：“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张居正的意思是：谭纶所说的筑台一事，立即就办理，只是还有些疑问需要弄清楚。他不明白，守台的五万人应该怎样防守，是聚守还是其他？为此他提出了疑问。另外，他还觉得所筑之台显得太过狭小，是否能够容纳五十人以及军器粮食等物资。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在知道部将所需之后，立即予以帮助。不仅如此，他还仔细地询问相关事宜，不耻下问，努力与部将一起干好国防事业。

　　　　除了解决谭纶的问题，张居正对于另外一位爱将戚继光也是照顾有加，对于他遇到的政治问题，也是极力帮助其解决。那么，戚继光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呢？上文说道，戚继光从隆庆二年五月起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统管三镇的总兵官。可是，政治上的安排很多时候都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戚继光总理三镇的事情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戚继光虽然总理三镇军事，可是他只能训练三万兵士，可那三个镇的总兵官一共统领着十万人的军队，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让戚继光怎样去总理三镇？事实上是无从总理和节制的。因此，戚继光到任后不久就上疏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音同“尤”），臣安从展布？”意思就是在抱怨自己的为难处境。的确，明明有三镇的总兵官，现在又来了个节制总兵官的总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张居正看到戚继光的上疏后也很忧心：设立总理节制三镇总兵官是为了加强监督和军事训练，可是却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冲突。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幸好，这个时候突然得知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不满意。于是，张居正就将自己的忧心告诉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霍冀。霍冀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戚继光的问题迟早得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蓟辽总督谭纶不满郭琥，那就把郭琥解职得了。那谁来坐郭琥的蓟州镇总兵位置呢？很显然，自然是戚继光了！他这样一做，张居正也很满意，满以为自己为爱将解决了一个难题：“戚继光不是觉得自己的兵不多、没有实权吗？这下就给他实权。”

　　　　然而，张居正开心得早了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得到的关于谭纶对郭琥不满的消息是假的，与此相反，郭琥却是谭纶的一位得力大将。张居正和霍冀的做法，实际上让谭纶、郭琥感到了委屈。而戚继光也因为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任一镇的总兵，尽管增加了实权，但毕竟职位降低了，因而也觉得委屈。这一来，张居正对自己的爱将就犯了一次出于爱心的错误。怎么办？这时候，张居正一个人担起了责任，努力地进行补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给谭纶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一方面在向自己的爱将细心解释，一方面也在将损失弥补回来：“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在这封信里，张居正解释了自己所谓处分戚继光的原因，是因为听信霍司马说谭纶不满郭琥，因而才导致问题发生。现在虽然给了戚继光实权，但是却有损他的体面。因而，张居正写信问询谭纶应该怎么办。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承认了自己处理戚继光的事情太过仓促，因而没有处理好，希望谭纶能够在上疏中说清楚原因。现在准备让戚继光既当总兵，也当三镇的总理，以使对戚继光的重用实至名归。

　　　　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当时那种既急着解释又急着挽救的心情。他肯定担心自己的好心办坏事会惹得爱将的不满，因而信中的语气极尽小心翼翼。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于真正将才的关爱和维护之心是十分真挚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这种爱护将才的心胸，这些将才怎么能够为保护国家疆土竭尽全力？明朝的国防又怎么能够变得强大起来呢？

　　　　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挽救，戚继光最终既成了蓟州镇总兵官，也同时官复三关总理，专门负责练兵事务。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私人的动机，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他希望谭纶“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如此的关切，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位良将，以保卫明朝的疆土。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居正对于戚继光同样是庇护有加，尤其是在协调戚继光和北方将士的关系上，张居正可谓是颇费心思。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写信给友人，叮嘱其代为协调：“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张文忠公全集·答凌参政》）这封信里的凌参政就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凌云翼，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因此张居正就托他“调适众情，消弭浮议”，好使戚继光能够放开胆子做事，以“有裨于国家”。因为在当时，有人已经开始嫉妒戚继光了。而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的才干绝对不是只适用在南方，同样可以在北方发挥。

　　　　有着这样的政治支持和关护，戚继光自然为国甘效犬马之劳了！他在镇守蓟州的十六年中，使整个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外患，不可不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如此评说：既是由于戚继光的武功，也是由于张居正的用人得当与极力帮助！

　　　　名将胜似长城边防的稳固，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兵将领的才能。神宗时期，明朝的边患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一些汉『奸』得到了鞑靼势力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信任和支持深悉敌情的著名边防将领王崇古，最终不仅消灭了汉『奸』，而且取得了对外关系的改善。

　　　　在讲完了第一个事例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另一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