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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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里，张居正给王崇古分析了俺答的心理，并指出了进一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实现交换汉『奸』以及与鞑靼互市的目的。这样的决策在当时是最英明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不再会被外族随意入侵，但是也没有达到轻易就能应付战争的国力，因此不打仗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抓住危害甚大的汉『奸』，同时与鞑靼互市发展经济，那就更加有利于明朝的强盛了！因而，不仅不能打仗，还要尽量与鞑靼交好。而鞑靼方面，俺答也不会轻易进攻，因为自己的目的是救回孙子，动兵则意味着置自身于死地。而要救回孙子，只要放弃一个汉『奸』就行了，还不用打仗，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俺答慢慢地在心里答应了明朝的要求。

　　　　就在双方主将都在互相权衡利害时，另外一个人也在权衡自己的利害，这个人就是赵全。赵全的主意打得很好，他一味劝俺答将大军屯兵边外，以此来要挟明朝放人。然而，赵全没有考虑到一点：俺答要救的不是随意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孙子，怎么会轻易动兵呢？赵全甚至想，干脆放弃把汉那吉得了，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总之，一场危机正在向赵全袭来，他意料到了，却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可以逢凶化吉，可是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进行。双方人马均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张居正应该能够安坐了吧？不，他是谨慎惯了的，越是事情有眉目的时候，他却显得越加慎重，在给王崇古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嘱咐道：“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虑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看完这封信，真叫人觉得张居正为了办好这件国防、外交大事，简直是挖空心思了。他就在事情已经成功一大半时，仍然考虑再三，仔细地向王崇古提醒可能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要走漏消息给赵全这些汉『奸』；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俺答先交人，然后明朝军队才交人；第三个问题是担心以后俺答是否仍然遵循盟约。如此的提醒，自然使得王崇古这些前线的将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关照。

　　　　后来的一件事情说明，张居正上面的那些提醒决不是多虑。就在接近交换人质的时候，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将消息泄『露』给了敌人。虽然后来查明，没有这回事，但毕竟使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即便如此，他还是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爱将，一再吩咐王崇古去安慰方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一片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整个大局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约好的时间到了，俺答准备对赵全动手，他把赵全召进自己的大帐中，说要和他商议战事。赵全毫无防备地来了，结果被埋伏着的兵士逮住，连同另外十几个汉人一起送到了云石堡，再送到大同，最后到达了北京。随后，明穆宗在午门楼接受了这些俘虏。在祭天、告太庙之后，这些罪孽深重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被处死。

　　　　养将千日，用将一时张居正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对王崇古的信任和支持，不是一时的、变幻不定的，而是坚定不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持，王崇古抓住时机，进一步改善了与鞑靼的关系，为明王朝的边防稳定立下了一个大功。

　　　　对于这次的成功，有人说是明朝的运气好——谁叫那个小王子自己要跑来投靠呢？但是，这样的说法显得太过于忽略人为因素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的善于识用将才，与王崇古等人里应外合，怎么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因此，准确地说，隆庆四年的成功，更多是依靠人为，少数依靠天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久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事件，则完全是张居正用人得当的结果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上面事情的延续。在把汉那吉穿着特制的大红袍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是啊！都是人，怎么不能为受到这样的款待而感动呢！舍去一个大汉『奸』，换来一家人的和睦，看来是值得的！俺答心里越发感激王崇古了。而王崇古自从上次立功之后，张居正仍然让他坐守北边，正在计划着怎样进一步抓住时机，搞好和俺答的关系。正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俺答派人来谢谢他了，并向他表示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这自然又是一件很难盼来的好事，因为不论是张居正还是王崇古，都没有想到有这等好事。张居正也顶多是对王崇古说：“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军中有‘王太师’，亦必避公三舍矣。”（《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他却没有料到俺答会立誓不侵略大同，因此听见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王崇古自然也兴奋莫名，如此的好运气真是千载难逢！不过，深通外交的他这时已在想进一步与俺答增进关系的计划了。在和张居正商议并取得其支持后，王崇古派人前去拜见俺答，向他提出了请其入贡和重开互市的请求。王崇古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利用现在双方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减少边患。因此，派去的人遵照王崇古的意思对俺答说：“打仗有什么好处？纵火劫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您俺答的；可失败的危险却是您的！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俺答听了觉得在理，他也知道王崇古是个好人，于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入贡。如此一来，王崇古又替明朝做出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尽管王崇古在边疆做出了如此的成绩，可是朝廷那帮迂腐的大臣却对此指摘再三。他们大多数认为不能接受入贡，也不能给俺答封号，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明世宗禁开马市的时期。这些人忘记了一个道理，时代已经不同了，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事的策略也需要跟着变化。在张居正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这些迂腐的大臣终于松口了，但他们仍然要求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没有边患。这样的担保傻子才会作！张居正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他将这些情绪全都倾诉给了王崇古：“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这封信里，张居正认为那些反对封贡的大臣实际上是心怀嫉妒，说的都是平庸的话，根本没有长远眼光。他甚至骂这些人是不如狗和马。他认为自己深受国恩，因此应该担当起重任。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分析了反对封贡的大臣的言论的错误之处。在他看来，现在由『政府』力量介入互市，不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市场混『乱』现象，因此不能与以前开马市相提并论。而且现在明朝的国防已经强大，不用担心会遭侵犯。

　　　　在这些书信中，张居正表达了对那些只知道套用历史经验的大臣的不屑和愤慨。在他看来，只要做好日常的防务，同时对互市进行有效的管理，就不会出现这些大臣担心的问题。一句“不智”，充分表明了张居正对这些迂腐大臣的轻视！

　　　　尽管张居正满腹牢『骚』，但实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俺答方面已经决定要入贡了，并且还替鞑靼其他各部作了保证，现在就要看明朝朝廷怎么决定了。当时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封俺答为王及其亲属为官；第二是俺答及其部下入贡；第三是互市，也就是在封贡以后，明朝北边和俺答的部落在规定的日期和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全都是有好处的，明朝『政府』为什么要犹豫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并不简单。首先，俺答只是鞑靼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并不能替其他部落作保证。这样一来，即使是与俺答部落互市，而其他部落却不互市，那么贸易往来就会有遭到劫掠的危险。其次，有的大臣也担心，封贡、互市以后，中国北部的边防，有因为长久不训练而日益荒废的危险，这自然不利于长久的国防安全。正是在这些顾虑之下，明朝『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反对封贡、互市的力量很大，比如兵部尚书郭乾就引用明世宗禁止马市来反对互市，而给事中章端甫则说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可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王崇古上疏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王崇古的意思自然是请求朝廷封贡，这无疑是和张居正的主张同出一辙！

　　　　除了上面比较笼统的请求封贡的内容之外，王崇古的上疏里，还具体说到了与封贡有关的八件事：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和戒狡饰。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封贡提出的详细策略，有利于封贡事宜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上疏，同样也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高拱和张居正，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郭乾。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竟没有了主意。没方法，明穆宗只好下诏召集廷议，也就是由与会大臣发言，最后由皇帝作决定。

　　　　廷议开始了，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封贡、互市，而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则坚决反对。看来，赞同的是大多数，现在是明穆宗作决定的时候了。大家知道，穆宗是个凡事都要与大学士商量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高拱等人就抓住机会极力怂恿穆宗赞同封贡和互市。于是，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意思就是允许了封贡和互市，同时也需要大力加强整顿国防。

　　　　穆宗作出决定后，明朝『政府』很快制定了决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换句话说，这些昔日入侵明朝北部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