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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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张文明这个放『荡』不羁的府学生也沾了儿子的光，摇身一变成了首辅的父亲。生活自然是不用愁了，有时甚至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辽王府的金银到手了、沙洲到手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可是，不管张居正的面子有多大，他也不能让时间止步。张文明转眼之间，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由于喝酒太多、生活没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终于在万历五年生了重病。

　　　　张文明生病是在万历五年的夏天，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居正自然忧心如焚。按理说，这时的张居正应该请假回家探亲的。可是，一个让他觉得为难的事情摆在了张居正面前——明神宗要结婚了。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是古代人，又是皇帝，自然要早早地把这事办了，以继承香火。

　　　　关于明神宗的婚期，经过反复的商讨，最终定在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三月。有人或许要说，张居正的父亲是万历五年夏天病的，明神宗在万历六年三月才结婚，这中间的几个月张居正完全可以回家省亲啊？有什么好为难的呢？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可是皇帝讨老婆，非寻常人家可比。里里外外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就是那些繁杂的婚礼礼仪就够费周折的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首辅的张居正自然要起重要的调度和组织作用。因此，时间看起来有好几个月，其实并不宽松。如此紧张的时间里，父亲却又病了，怎么不让张居正觉得为难呢？他既想回家探望父亲，也要留下来主持婚礼，当然两头为难！

　　　　这样的情绪流『露』在了张居正写给朋友的信中：“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张文忠公全集·答司寇王西石》）张居正是在说，父亲的病虽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行动仍然不方便，风烛残年的景象让人不忍。本来是准备皇上结完婚走，可是婚期却在来年的三月，距离现在还有很久，因此只好度日如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或许他的心中在想：“没事，只要父亲还在世，我就有孝敬的机会。况且他只是生病了，家里不会缺医少『药』。可是皇上的大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还是这个要紧！”然而，就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个选择，使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在世的父亲见面了！

　　　　就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九月十三日，张文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去世了。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通讯极为不发达。据说，在张文明死后十二天，也就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报丧的人才从江陵到达北京。张居正得知噩耗，自然悲痛万分，几日茶饭不思，为自己没有送终感到遗憾和内疚。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同道们纷纷前来探望和吊唁。明神宗是从吕调阳和张四维那里得知消息的，他对张居正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闻忧谢降谕宣慰疏》）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的心痛，另一方面，他劝张居正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张居正非比寻常人，肩负有先帝的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居正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感到欣慰，因而劝张居正要看在神宗份上，各自节哀。

　　　　神宗不仅降圣旨慰劝，而且赐予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哀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情”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张居正在这个上疏里先表明了自己“非常”的地位，主要就是受先帝托孤重任，而且得到神宗的信赖。这次父亲去世，神宗亲自吊唁，让他感动万分。接着，张居正说古代的大臣都是“以忠结主”，就是对主上忠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神宗对待自己那样“恳笃”的，因此张居正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自己就算拼了『性』命也报不完。

　　　　然而，伦理价值有很多，有的是等值的，有的不等值。对于不等值的，可以“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对于等值的，则要好好权衡才能决定要谁。这就如同现在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徘徊，仔细斟酌谁重谁轻。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己现在是夹在了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很费脑筋，就算是“称量而审处之”，也难以摆脱两难困境。这里他一方面有坚决回家守制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有所犹豫，因为他面对神宗那句“父制当守，君父尤重”的话，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明神宗收到这个上疏，一点儿也不含糊，下旨道：“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明神宗还是那个意思：“你孝顺我理解，可是我才这么点儿岁数，政务什么的全要靠你！现在国家的各种大事刚刚见到一些起『色』，怎么能让你走呢？”

　　　　看到这样的回复，张居正肯定觉得非常无奈。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再次上疏（即《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这个上疏很快得到了回复：“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在这个下谕里，神宗见张居正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于是就硬说自己的话说的是常理。而且自己现在岁数小，国家大事没有人辅佐怎么办得好？自己几日不见张居正，已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了，还别说张居正要回家去守将近三年的孝。因此，神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两人开始辩论起什么是常理，什么是非常理了。明神宗意思非常坚决：你就算说得再让我感动，但你守孝的行为只是符合常理，可国家大事绝非常理可比。别说你要回家呆三年，就是我准许你守四十九天的孝都觉得时间太长了。看来，神宗真有些下定决心不放张居正走了，他甚至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疏一百次，他也不会心软的。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改变的可能了。君臣之间就这样僵着了，虽然后来张居正再次向神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神宗仍然雷打不动，坚决不松口。有一次，神宗甚至连“为天下”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张文忠公全集·乞守制疏》）这言语中已经隐隐有怒火和责怪了，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发火，他甚至还在替张居正想办法：让一名太监跟随张嗣修一起回去安葬张文明，结束后迎奉张居正的母亲来京养老，只是仍然不允许张居正回家。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太过激烈，于是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了言语和缓的亲笔谕旨：“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