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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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谢降谕慰留疏》）神宗的意思是，张居正屡次上疏要回家守制，在常理上已经尽了，可是对于先帝托孤的信义却没有尽到。而且自己学问还没学好，志向还没有定下来，张居正一走几年，那岂不是全荒废了？因此，还是像上次下谕说的那样由太监陪同张嗣修回家办理后事，然后接张居正老母来京。这样，张居正就应该安心辅佐自己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没有办法了。还能怎样呢？人家都把话说成那样了：又是效忠皇上才是大孝，又是为了天下和国家大事。皇上连帮助料理后事都考虑到了，自己还有什么好坚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承认“夺情”的局势已成。然而，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条件：“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实际上，张居正一共开列了五个条件：第一，在守“七七”期间，他的所有俸薪一律不要；第二，这期间，他不参与任何的祭祀吉礼；第三，不管是入侍讲读，还是在阁办事，都要穿青衣角带；第四，所有的章奏上都要有“守制”二字；第五，请求允许自己明年回去安葬父亲，并迎接母亲回京。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明神宗很爽快地答应了：“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只要张居正不离开北京，估计要求再高一点儿的条件，神宗也是会答应的！

　　　　张居正被“夺情”了，他只好留在遥远的北方，哀悼自己的亡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呢？表面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明神宗不肯放人，但实际上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张居正被“夺情”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明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来执掌政权，处理政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自从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六月执政以来，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五年多的时间，整个大明朝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政治上国家安定，经济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也减轻了赋役，据说当时的国家粮仓太仓所存的粟可够全国吃十年，国库太仆寺也有四百多万的积累资金；外交上收服了北边的俺答，唯一有问题的是辽东，但是它也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取得这样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张居正的功劳。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国家更加不能离开张居正，因为假设张居正一走，可以说大明朝『政府』将几近瘫痪。有人觉得疑问：后果有那么严重吗？如果真切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府』成员，就不会有人产生以上疑问了。

　　　　对明朝政治起着实际调控和布局作用的内阁里面除了张居正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担下首辅之职：吕调阳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要他来全盘调度和协调，他的能力还差了点儿，另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抱负；内阁里有些才干的或许就是张四维了，但是张四维的资历太差，干政治的人没有资历就不能服众，把政权交给他也会出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不能把权力交给内阁，把它交给明神宗不就行了吗？因为整个内阁的权力都是皇帝给予的。话虽如此说，可是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怎么能担负得起如此艰巨的工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神宗一直不松口放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张居正。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舍不得丢开自己热爱的政权，甚至害怕由于回家守制而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政权。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作如此的理解：无疑，张居正对于自己手中的政权是非常热爱的。

　　　　他获得这样重的权力、这样高的地位，虽然不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经过了辛苦努力的。他走到今天这个份上，的确不容易。另外，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没有权力，就实现不了他报国安邦的宏伟抱负。

　　　　假设明神宗不下旨“夺情”，也就是放张居正回家守制，大家来想一想张居正会不会走？我的意见是他同样不会走。因为，首先，前面说过，『政府』里没有好的人选顶替他将近三年离任时期的职务；其次，他担心一旦放开政权，就不可能再收回。

　　　　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舍不得政权，张居正不一定会留下来；可是由于担心丢掉政权，他就一定会留下来。

　　　　可是，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在考察明朝关于官员，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丁忧”的历史情况之后，我们认为，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说来，明朝的内阁大学士遵循“丁忧”制度回家守孝，在二十七个月的时期满之前，大多能够得到起复，也就是官复原位。比如，明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那年的十月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很快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四年八月，杨溥“丁忧”，也是随即就得到了起复；明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当年的九月得到起复；明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当时任首辅的李贤“丁忧”，五月即官复原位了。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况且还有制度上的规定，按理说来是不应该出现官员“丁忧”后，就把乌纱帽给丢了的。然而，制度和历史传统都是死的，实际政治却是活的。在政局里，别说是二十七个月，就算是两个月，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说制度和历史上都有官员“丁忧”后起复的规定，但那只是理论上的，与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看看那些已经离开北京政局的前任阁员们吧！徐阶、陈以勤、李春芳、殷士儋，有谁能够“王者归来”？

　　　　政权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你错失了时机，也就错失了政权。大家想一下，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事实说明张居正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张居正忙着上疏请求明神宗开恩准许自己回家守孝的时候，翰林院和内阁里面那些属下就已经开始到次辅吕调阳那里道喜去了。

　　　　根据明朝政坛的潜规则，当首辅离开职位三天以后，次辅就可以把自己的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实际上意味着逐步蚕食首辅的职权。一到这个时候，翰林院的那些后辈翰林以及内阁的僚属都穿着红袍到内阁去道喜。

　　　　前面说过，这个吕调阳是个老实人，他不愿意得罪谁，因此既没有把自己的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可是却又接受了大众的道喜。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已经做得四平八稳了。可是，他的接受众人朝贺毕竟还是一种带着挑衅意味的行为，这自然让张居正感到担忧和愤懑：自己现在还没有离开首辅的位置，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露』出真面目了，要是自己真的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如果还有机会回来，岂不是什么都变了？说不定，自己可能需要重头做起。

　　　　政治不比其他，哪是说重头来就能够重头来的呀？自己辛苦奋斗了三十年才得来的政权，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就丢掉，代价未免太大了。不行，不能走！

　　　　此时的张居正，心中一定充满了留恋和担忧，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他还是作出了选择：他舍不得自己热爱的政权，舍不得自己一手改革的『政府』。当他作出不回家的决定时，他的脑海中一定回响着同事李幼孜劝自己的话：“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以上就是造成张居正不能回家守孝的主要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孝顺之心已经被各种制度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情地扭曲了。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只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上面说到的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那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造成他不能回家做个孝子的根源。

　　　　可以说，不让张居正离开政局，已经是整个明朝『政府』的呼声。然而，最早喊出这个声音的却是张居正自己。

　　　　守孝北京：折衷的孝道张居正最终选择了留下，然而他却不可能一如往常一样了，毕竟他是一位正处于服丧期的孝子。张居正开始在北京为父亲守孝，然而身为大明朝顶梁柱的他，即便是在守孝，也仍然摆脱不了政治事务的烦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采取一种折衷的孝道。

　　　　张居正选择留了下来，没有回家守制。但是，这样的守制毕竟跟礼俗的要求差得太远，于是张居正就想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办法。为什么说是“补救”呢？原因在于，张居正虽然基于太多因素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却仍然需要做些事情来表示他的孝心。他的这个补救办法就是辞俸守制。这个办法是在万历八年他的一个奏疏中提到的，内容如下：“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张文忠公全集·辞考满加恩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提出了辞俸守制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神宗并没有将他“夺情”，而自己也没有在守制的时候得到起复，因此相当于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不应该要工资。

　　　　如此看来，所谓的辞俸守制意思就是在守制期间，官员的禄俸全部都要免除。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由于张居正没有遵循原有的守制制度。然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思，明神宗却不可能让这位老臣饿着肚子。于是，明神宗下旨吩咐道：“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张文忠公全集·谢内府供给疏》）皇上实际上是给没有工资的张居正发了额外的补贴，而且补贴得还不少。他对张居正的照顾，由此可见一斑了。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交易？你张居正可以为了我明神宗的江山，连给父亲守孝都推去了，我怎么还能不表示一下？搞政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总要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和人之常情之间寻找和谐与平衡，但是却往往因此变得非常虚假，让人觉得少了应有的温暖！然而，这毕竟是皇上的一番美意，作为臣子来说，即便这番美意很虚假，却仍然能让他感恩戴德：“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张文忠公全集·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在北京守制，与“起复”不同，因此不能享受国家俸禄，只有用心处理国家大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就这样，张居正开始在北京的家中给父亲“七七”守孝了。在守孝期间，他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主要就是一些大臣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上疏弹劾张居正，其弹劾内容大多是针对他的不遵守古制，大逆不道之类的，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毕竟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他的“破坏”传统也是基于明神宗的夺情，因此针对张居正的攻击事实上指向了皇上。至于这些事的结果就很自然了，古老的廷杖制度再次派上了用场。最终，以神宗亲下谕旨，讲明自己的态度和对百官的要求而结束！

　　　　七七四十九天的守制看起来时间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