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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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没有什么恩赏了。”三娘子听完这话，就停止了西去的脚步，重新回到了“顺义王”黄台吉的怀抱。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又解决了，明朝又赢得了宝贵的边疆安宁。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为什么张居正不能完全放下心来离去。首先是辽东的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音同“辅”）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死亡了三百多人。兵败的奏章上到朝廷以后，曹簠被关进了监狱，四月份将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任了蓟辽总督。这次的兵败让张居正寝食难安，他在吴兑赴任后，写信给他说：“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蓟辽吴环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让病中的张居正牵挂的仍然是国家的边防。或许，所有的国家大事中，这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相对说来，内政方面，由于张居正从万历元年的努力，到万历九年时，已经没有什么太让人头疼的问题了。然而，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没有什么大事，各种杂务也够让张居正烦心的。如果在张居正已经病倒的时候，还出现一些关系重大的政务，那就更让病重的他劳形损神了！或许是老天爷故意跟能人作对吧，这一时期，偏还出了一些棘手的政务。

　　　　第一件大事便是『政府』机构的官员选定。可以想见的是，张居正又病又老，肯定需要考虑安排『政府』中的各级官员人选。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官员没选好，政治就会出现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在内阁方面，从万历八年以后，便没有什么更动了，内阁大学士除了张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人。

　　　　『政府』的六部人选基本都是张居正亲手选拔的，现在仍然是那些人，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的十二月结束任期辞官了，因此需要人来接任。经过考虑，张居正最终让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了这个位置。

　　　　这个安排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按照明朝官员选任制度的惯例，要当上礼部尚书，必须曾经是翰林出身，可是徐学谟却偏偏不是翰林。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觉得不满。后来，靠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和威望，事态很快便平息了下去。这件事情，自然也花去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件大事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蠲除宿逋”。什么意思？就是说请求罢免以往的带征钱粮。按照当时的财税制度，如果一个纳税人上年还有没有交足的钱粮税，就连同今年的钱粮税一起征收。

　　　　本来，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始实行考成法，国家的赋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整顿。相应地，国家财政也有了很大的收入。到万历十年时，国家财政不说已经富足，至少也是入能补出了。因此，在张居正和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当时已经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可是，带征钱粮制度却大大阻碍了百姓们的休养生息。

　　　　关于这种制度的害处，张居正在万历十年二月的上疏《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如此说道：“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指出了带征钱粮制度的危害。他先解释了带征钱粮制度在实际中的意思，就是“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这种制度是极不人道的，因为老百姓即使遇上丰收年，所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果遇上灾年，当年的钱粮都凑不齐，家人饿死，哪里还有钱粮交纳上年的。这样的时候，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将当年所收的钱粮虚报为包括了往年钱粮的，因此实际上减少了当年的收入。如此一来，一年接着一年的拖欠，就会越积越多，老百姓欠的钱粮也越来越多，只好疲于奔命。

　　　　如此看来，带征钱粮制度危害多多，必欲废止而后快！在分析了这种制度的害处之后，张居正还指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张文忠公全集·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一年就交该年的钱粮税，不再追缴过往年份的。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样也减少了征收机关的事务以及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

　　　　第三件事情是平定浙江的兵变。这件事发生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二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皇帝的诏书裁减了浙江东、西二营士兵的月饷。士兵们不服气，于是就闹了起来。由于领导没有及时控制局面，使得两个士兵，一个叫马文英，一个叫刘廷用，聚集了很多士兵，闯进巡抚大院，捉住吴善言痛打了一顿。

　　　　更严重的是，由于士兵的造反，使得当地的一些无业游民也趁机哄抢市民，形成了“民变”的局面，情势非常紧急。张居正听到消息后，立即将已经内调为兵部右侍郎的张佳胤，改调为浙江巡抚，并派其立即赴任，平定动『乱』。

　　　　张居正没有看走眼，张佳胤果然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还在到浙江去的路上，张佳胤就向逃难的人打听消息，当知道“变兵”和“变民”还没有联合起来时，他立即快马加鞭，迅速赶到了杭州，期望在“变兵”和“变民”联合前将他们分开。新任巡抚张佳胤到杭州后，看见“『乱』民”在城中放火抢劫，就对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造反的士兵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有前面的罪过，要想赎罪的话，就得先把‘『乱』民’平下来。”这些士兵们在痛打吴巡抚后，本来就怕得要死。这下好了，他们立即拿上武器，上街对付那些“变民”。

　　　　没有多久，就捉住了一百五十个造反的无业游民。张佳胤下令将这些人杀去三分之一，同时把马文英和刘廷用召来“领赏”。这两人高高兴兴地带来了另外七个造反头目，都是事变的首领。谁知，徐景星在席间埋伏了人手，把他们捉住就地处决。就这样，浙江的“民变”、“兵变”得到了镇压。

　　　　以上便是张居正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年中，解决的一些主要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倒是处理好了，张居正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了！

　　　　他的病到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九月的时候，突然变得很重。张居正只好上疏，既感谢皇上对他病情的关心，也请假休养。明神宗得到上疏以后，派了文书官太监孙斌前往探病，带去了很多慰问品，但他还是担心张居正会因病耽误政事，于是又下圣旨叮嘱：“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意思就是要张居正在家里办理公务。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神宗不会轻易放开张居正，就算其病入膏肓，也要张居正为大明朝尽最后一份力。这样的情形从此时，一直到张居正死，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次。以至于每当张居正因为病重而请求辞去官位时，明神宗都会下旨慰留。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张居正从生病一直到死，不止一次地上疏请求退休，其用意到底如何？是否就如其所说，只是由于自己年老体衰，已经不堪国家重任了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促使张居正想要早些辞去官职的主要原因是：自己权力太大，恐怕会功高震主、权重欺君。在张居正的《杂著》中，他如此写道：“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恩，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论其行能，可为绝异，而皆刚傲无礼，好气凌上，使人主积不能堪，杀身之祸，实其自取。”（《张文忠公全集·杂著》在张居正看来，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就是因为不尊敬主上，没有礼法，甚至欺凌君主，使得主上难以忍受屈辱，因此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张居正的心理：虽然自己不像汉宣帝手下的赵、盖、韩、杨四大臣那样刚狠，但是这四人的权力也同样不及自己的权力大，汉宣帝对这四人的依赖也不及明神宗对自己的依赖。自己的威权的确太重了！

　　　　可以说，从万历八年起，张居正不断地提出退休请求，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他可不愿意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权力欲，而把自己的晚年给毁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生病的机会早日辞去官职，既打消了明神宗将来的嫉恨，也保全了自己。然而，张居正的主意打得不错，可是他岂能料到自己身后的事情。明神宗要整垮张居正，不会因为他主动让出权力就心慈手软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另外一些人的报复，终于使得悲剧在张居正死后发生了！

　　　　尽管张居正为保全自己的晚年花了不少心思，然而老天爷却并不想让他在世间多留些时日。到了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月，张居正再次病重。这次虽然查出了病根，原来他长了痔疮，必须割治，但是手术后的情况并不见好。张居正在写给徐阶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本来！年纪那么大了，整日『操』劳国家大事，还动了手术，身体状况自然不好了。因此，他在这封信里，就说到了准备在那年的秋天再次请求辞去官职回家。到了万历十年的三月以后，张居正就只能完全待在家里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闲着，该办的重要公务还是在家办理。这种精神实在让人觉得可敬！然而，这样一来，他的病情就越发严重了。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再次请假：“缘臣宿患虽徐，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再假二十余日，息静休摄，庶可望痊，盖文书官所亲见，非敢托故也。”（《张文忠公全集·恭谢赐问疏》）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就算有再多的假日，整日养病，也是于事无补了！从血气亏损，到脾胃衰弱，张居正的病状日渐严重。到了四月，看着天气渐渐回暖，张居正又开始打起精神办公了。这时的内阁中其实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二人仍然不敢擅自作决定，一切都送到张居正的病榻前，让这位病入膏肓的老人裁决。

　　　　到了六月份，张居正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结果如同以前一样，明神宗再次下旨慰留：“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希望张居正安心调养，不要想什么辞官的事情。并且，只要张居正身体一好，他就要出来辅佐。张居正想退休也退休不了，病情却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候。明神宗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只是或许他还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毕竟没有出现。到了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经病得昏昏沉沉了，神宗派了司礼太监带来手敕慰问居正：“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神宗是在考虑张居正死后的『政府』官员人选了。昏沉之中，张居正上疏推荐了大量的人才：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进内阁；推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等。对于张居正推荐的人才，神宗都予以了重用。这之后，张居正进入了完全昏『迷』的状态，没有再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