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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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观察那些握有实权的人，仔细寻找着自己应该依附的“大树”。

　　　　要知道，对于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读书人来说，是绝不会只用心于诗词歌赋的。无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格局里，应当怎样保护自己进而从容向政权的最高处上升，才是此时的张居正最热衷的事情。

　　　　既然如此，张居正不能不知道朝廷当时的一些大事：他肯定已经了解到了在内阁里面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也知道了夏言的失败和严嵩的胜利。虽然对于当时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作为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但是他对于时局还是有了如此的认识。

　　　　那么，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政治态度呢？他肯定也听说过严嵩的『奸』佞，那他又会对严嵩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期间，不可能不跟严嵩发生联系。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严嵩作为内阁大学士，同时也是翰林院的长官，他的一切公务都是使用翰林院的印，因此在严嵩往来于内阁和翰林院办公时，张居正跟严嵩发生联系是很正常的。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张居正在与严嵩的交往中，采取的是何种态度呢？

　　　　我们从张居正留下来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和《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几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张居正对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采取的是合作态度，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代严嵩做的。

　　　　张居正虽然知道严嵩并非良臣，甚至就是一个坏主之臣，但是他没有傻到直接与之对抗。因为他知道，跟严嵩对抗没有必要，再说也对抗不起。在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大时，只能保存力量，不能急于暴『露』自己的立场。从这方面看，张居正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并且，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张居正对于严嵩的这种合作态度维持了很久，甚至后来出现了“庚戌之变”，他也没有跟严嵩决裂。这样的态度，很好地体现在了严嵩当权时期张居正的一些政治行为上。

　　　　先来看一下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时是庶吉士。按照明朝的制度，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等到三年期满后就要“散馆”，这时候凡属于二甲进士的，都要赐予编修的官衔。因此，到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时，张居正就成为了翰林院编修。

　　　　然而，此时的他仍然没有实权。他只能上些奏疏，不能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

　　　　尽管如此，一心为国为民的张居正仍然上了许多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初步显『露』了自己的才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论时政疏》。在这个奏疏中，他指出了当时政治的五种臃肿痿痹的病况，这些病况分别是：“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张居正指出的五种政治病状分别是：宗室势力过大、官员不尽职、吏治不好、边境守备不严和财政开支太大。紧接着，他还指出了政治上应该作的改进：“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张居正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喻成使身体血气畅通的方法，认为要想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只有“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才能实现。

　　　　从后来张居正留下的奏疏看，这是他第一次上疏，对问题的分析十分到位，说明他的确很留意政治上的缺陷。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张居正在这个奏疏中提到的问题，不是只有他一人才看见的，其他一些清廉的官员比如海瑞等，也十分清楚地向皇上指出了。

　　　　与张居正不同的是，这些清廉的官员大多没有因为上疏得到好结果，相反还身遭刑狱之灾，甚至还丢了『性』命。可张居正却安稳如泰山，既没有得罪明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却仍然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的确，海瑞这些清廉的官员是做到了直谏，但是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好效果，反而祸及自身，却又何必？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作为，我们只能从保存自身力量，留待他日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不这样做，日后或许就没有神宗年间短暂的天下太平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在他的上疏中，张居正对严嵩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或许是他知道这样的上疏迟早会惹祸，因而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再也不对时政发一言一语，只是埋头钻研朝章国故。

　　　　在严嵩当权期间，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张居正对严嵩的合作态度。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正月是严嵩七十岁的生日，文武百官都前来向他道贺，有的人甚至借助这样的机会极尽巴结之能事。

　　　　张居正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落后，他给严嵩写了一首名为《寿严少师三十韵》的贺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对严嵩得宠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世宗对严嵩专有的信任。在这首诗中，张居正还有这样几句：“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几句诗表面上虽在说严嵩在皇上面前的谨慎和虔诚，实际上表达了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好感。

　　　　的确，张居正就算知道严嵩是个『奸』臣，会误君误国，但是一方面因为皇帝还没有完全放开权力，另一方面严嵩也没有『奸』邪到非除不可的地步。

　　　　而且，严嵩并没有构成对张居正的直接危害，因此张居正犯不着跟严嵩过意不去。更何况，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然而，如果张居正对严嵩就这样一直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历史上顶多只会出一个『奸』臣，决不会有明末的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就会提早灭亡了。

　　　　那么，张居正对严嵩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蒙古族的俺答攻下大同，八月攻下蓟州。蓟州失陷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很快就对北京形成了围攻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

　　　　然而，当时的明朝，武备已经松弛，大不及从前。等俺答打到北京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音同“葵”）只整编出五六万人的军队，而且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眼看敌人就要攻进城了，无可奈何之下，明世宗只好下诏勤王。很快，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就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前来救援。

　　　　可是随着勤王军的陆续到来，军队的给养成了问题。

　　　　士兵吃不上饭，也没力气打仗，因此仇鸾也不敢开战，只好派人和俺答谈判，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俺答回答说要明朝给他们进贡，于是明世宗只好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前来商议的有大学士严嵩、李本以及礼部尚书徐阶。

　　　　看着忧心忡忡的皇上，严嵩宽慰道：“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

　　　　可徐阶却严肃地说：“军队一直驻在北京城外，杀人如割草一样，这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点点头，转脸问严嵩看到俺答的《求贡书》没有。

　　　　严嵩从衣袖里抽出一份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要皇上做主。”徐阶接过话。

　　　　“本来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最大的困难。”徐阶说出了心中的焦虑。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可以给。”世宗很慷慨。

　　　　“只是要皮币珠玉，事情就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办才好？”

　　　　世宗背心一凉：“卿可谓远虑。”（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商议的结果是，还是接受俺答的要求，具体的事情由徐阶去做。徐阶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不能用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的理由，只要俺答开出长城，而且改用鞑靼文写《求贡书》并由大同守将转达，就可以答应要求。

　　　　俺答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军队也经不起久战，于是就撤兵了。

　　　　可是，明世宗这时却又想打了，他不停地催促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作战。

　　　　丁汝夔觉得为难，就向严嵩请教，可严嵩却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他的意思就是不打，等俺答自己退走。

　　　　这样一来，丁汝夔实际上就违背了明世宗的心思。于是俺答退后，他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丁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表面上作出救他的保证，实质上却并无此意。

　　　　可怜的丁汝夔一直到被杀头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奸』巨滑的严嵩出卖了。

　　　　正是在这次大变之后，张居正才真正认清了朝廷的武备是多么松弛，也更加认清了严嵩这个人的本来面目。

　　　　其实，张居正以前对严嵩采取合作的态度，一是基于他的权倾一时，不得不如此，也是基于自己想要找个好靠山的考虑。

　　　　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全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朝廷做官的读书人来说，如果没有人赏识和提携，是很难在官场混下去的，就更不要说是取得大权，进而兴国安民了。

　　　　为了自己宏愿的实现，张居正不得不这样。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事实让他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严嵩并不是自己的好靠山。

　　　　如果说，这之后的张居正对严嵩还有什么迎合的行为的话，那就已经是一种阳奉阴违的做法了。

　　　　通过这次事变，张居正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徐阶。

　　　　那么，这次张居正有没有看走眼呢？徐阶对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徐阶这个人吧！

　　　　能忍方可成大事低调从事的张居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吃大亏，即使是严嵩，也没有“整治”过他，张居正的仕途在崎岖小道上渐行渐远。

　　　　然而，他毕竟还是太过年轻，政治经验尚嫌不足，当他看到自己的前辈徐阶大学士对于严嵩小心应付的态度时，他终于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并使得他下决心离开政坛一段时间。

　　　　还在张居正任庶吉士时，徐阶就已经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了，从这方面讲，徐阶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据说身材矮小，脸面白皙。他不像夏言那样刚愎自用，也不像严嵩那样『奸』佞，而是一个“道中庸却极高明”的政治家。

　　　　这一点极好地体现在了他对于严嵩的态度上。无疑，严嵩的专权独任，徐阶也是知道的。可是，这位聪明的江南人跟张居正一样，并不直接跟严嵩斗，他们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和态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徐阶对张居正的赏识，因此这两人既是师友，也是政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离开人世为止。

　　　　上文说到，张居正在通过“庚戌之变”认清了严嵩不仅不是自己的好靠山，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之后，逐渐改变了对严嵩的态度。虽然他跟徐阶一样，都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但是他毕竟还是年轻，官场经验不足。一旦认清了严嵩的真面目后，张居正就很难忍受严嵩的『奸』邪了。

　　　　可是徐阶不同，他对于严嵩，不是一味顺从合作，而是有所抵抗，但是却又绝不撕破脸皮。

　　　　徐阶即使是在与严嵩合作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原则。现在看来，这样的态度是最明智的，因为一方面严嵩那时正得势，跟他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严嵩是个大『奸』臣，迟早须被铲除。

　　　　毫无疑问，徐阶是在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