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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十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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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诱ù谝巍Ｔ俦涠锔巢痪睹袷б担窨嘤诩娌ⅰＳ直涠然г泳樱莆比ㄕ谆涤谕得摇９势涫敝沃选７欠蛏蛞忝鞫希磺幸哉杭椤惶薇祝饰抻墒て淙味淇煲印！保ā墩盼闹夜罚┦率档娜啡绱耍旱笔钡拿鞒诜屏μ螅晌蟮木煤驼胃旱＃欢蟮刂鞯耐恋丶娌ⅲ质沟闷睹袷б担焕习傩粘圆黄鸱梗穹缫脖涞谩杭椤徽酱Χ际峭登溃缁嵛侍庵丛幽呀猓跤谝郧啊�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每观其被风『露』，炙熇（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u”）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月的一次衡山之游中，他虽然写了一首名为《宿南台寺》的诗，内容如下：“一枕孤峰宿瞑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音同“加”）趺（音同“蝠”）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这首诗延续了他出世的情怀，显得根本无意功名仕途。然而，在另外一首诗中，这种思想毫无踪影了。这首诗的名字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内容如下：“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张居正终于爆发了！“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说出了他心中一直在犹豫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遥远的北京！是的，他就是属于京城的，那里还等着这位未来首辅的归来。既出世又入世的双重『性』格终于倒向了入世一端，他决计早日回朝了！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离开了江陵，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北京。在北上途中，他写作了《独漉篇》和《割股行》两首诗，内容分别如下：“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独漉篇》）“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割股行》）（均见《张文忠公全集》）后面这首诗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张居正这次回京之意的坚决，“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哪怕京城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一闯了！只要能够亲身事主、除『奸』邪、安国民，死也情愿！
有着双重『性』格的读书人张居正回京了。在他仕途之路上，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出世与入世两种『性』格的矛盾纠缠，这以后直到他斗垮严嵩、独揽大权，甚至到他死，这两种『性』格都在不断地争斗。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回京以后，他无疑是越来越入世了。那段时间的归隐，以及对民生疾苦的亲身体验，让他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地抛下了家乡的一切，奔着权力而去了。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就是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放弃。他牺牲朋友，背弃老师，都是为了维持自己权力的存在，因为权力才是报国安邦的资本。
或许很多年后，当他坐上了首辅的宝座，为公务繁杂而疲倦时，他偶尔会回忆起那段归隐的生活，心驰神往于山水田园，但那也只会是片刻地出世。一瞬间，他又回到了现实！
张居正十讲 第三讲 权力博弈的胜出者
纵观张居正为官的历程，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隐忍耐心、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可是，这种『性』格却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形成的。进入内阁之后的张居正，虽然经历了好几次权力斗争风波，都如同一棵政治常青树一样，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越来越茁壮了！
争斗中的局外人
回到了北京复杂政局之中的张居正，仍然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行动着。那个时候，内阁大权分掌在徐阶和高拱两个人手中，彼此明争暗斗，内阁之中一时间刀光剑影。张居正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冷眼旁观，成了一个“局外人”。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前的政治背景。在前几讲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居正刚步入政坛时十分不得意，眼见严嵩把持着权力祸国殃民，不仅自己没有办法，就连内阁大学士徐阶也没有办法，因此他一度厌倦政治回家修身养『性』去了。
然而，内心热衷权力的张居正最终还是回到了京城，继续忍受着严嵩的专政。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以徐阶为首的“倒严派”一边，最终斗垮了严嵩，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拥立裕王载垕（音同“后”）为帝，这就是明穆宗。
这样一来，明朝的大权就落在了徐阶一帮人手中。
有人会问：这个明穆宗是个怎样的皇帝？他的统治和他父亲明世宗的统治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明穆宗时期，内阁权力斗争极为激烈的原因。
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将自己的干将压控住，让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意图的工具，反而放任他们来管理，他们一定会自己先争夺起权力来。
这个明穆宗恰好就是这样一位君主。他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世宗那样干练、大权在握，而是从小就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因此就算是当上了皇帝，他仍然一味地谨慎小心，久而久之做君主成了一种让他感觉痛苦的事情。
这种痛苦表现得很明显，比如他在朝会的时候从来就是一言不发，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另外，他只是喜爱玩耍、花酒、女人和金银珠玉，对实际政治厌烦无比。或许在他看来，当朝的大臣们一个比一个能干，要自己来干什么，自己只管享乐人间就行了！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念头，才使得明穆宗时期的政局，尤其是内阁里面，出现了权力争夺的混『乱』局面。大家或许在想，严嵩已经败去，他的儿子也已经死了，还有谁能够跟徐阶对抗呢？
其实，大家忘记了一个人，他就是高拱。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元，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他曾经为裕王侍讲九年，深得裕王信任。后来，裕王成了明穆宗，高拱也就顺利地从国子监祭酒进入了内阁，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内阁实际上也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徐阶及其党羽，一派则是高拱及其党羽。那么张居正呢？他在徐阶和高拱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穆宗刚即位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那时的内阁大学士有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首辅自然是徐阶。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官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那年的二月，他再晋升为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这标志着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跟张居正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老师陈以勤。自然，张居正的入阁，既是因为曾经做过裕王讲官，也是因为他协助徐阶铲除严嵩的功劳。这样一来，明穆宗初年的内阁就显得热闹非常，而其中最不安静的就要属高拱了。
刚刚进入内阁的张居正是清楚当时的政治格局的，他一向细心，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对于内阁里面的明争暗斗，这时的他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来之不易的，因而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以免摔得粉身碎骨。
在张居正看来，他只有牢牢把握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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