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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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自然是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哪个人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因而这些官员一般都说自己“学疏才浅”，从而为自己的过错开脱。以上就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主体，却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给事中和御史还可以提出“京察拾遗”，也就是在京察和自陈之外，再次补充检查。

　　　　这个检查的力度同样很大，经过“京察拾遗”被罢黜的，同样连皇帝都无法说情。这一次高拱的倒台，就与“京察拾遗”有关。

　　　　大家应该想得到，在北京已经闹得一团糟的时候，不可能由北京的言官出面提出“京察拾遗”，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徐阶及其手下的言官终于在隆庆元年五月『逼』得高拱辞了官。高拱一走，郭朴也受到了言官的攻击，到了那年的九月，郭朴也辞了官。

　　　　这一次的政治斗争，以徐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像上次一样，张居正仍然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政治风波。他肯定感到过左右为难，但是好歹他还是没有得罪徐阶，也没有得罪高拱。他那种低调的处世态度让他得了不少的好处。只不过，张居正不能总是忍受这样的低调，一旦等到自己力量壮大时，他就会跳出来主持局面。到那时，他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了！

　　　　步步为营的博弈者徐阶不久之后败去了，他将权力和信任都交给了张居正。地位上升的张居正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步步为营地与高拱展开了权力的博弈。总的说来，张居正的态度是低调的。后来的结果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明智的。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躲过了高拱的明枪暗箭。

　　　　张居正的隐忍和低调终于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得到了回报。首先，那年的正月，他当上了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已经很高了。然而，张居正的地位在这一年还要继续上升，最终实现他当上首辅的理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由于高拱的离去本来已经平静下来的内阁再次掀起了波浪——首辅徐阶被弹劾辞职了。

　　　　按理说，自从高拱走了之后，明朝『政府』里面就属徐阶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剩下的张居正是他的心腹和学生，而李春芳和陈以勤又都是忠厚之人，徐阶的地位应该是没有谁能够撼动得了的。可是，这一次，徐阶却得罪了皇上明穆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文已经说过，明穆宗是个厌恶政治的君主，他就喜欢玩耍和游幸。这种事情在徐阶的眼中，就是昏庸君主才做的。因此，一直以来，作为首辅的他就担当起了谏阻的责任。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谏阻肯定会让明穆宗及那些整天跟着皇帝吃喝玩乐的人心生怨恨。这年的六月，穆宗又要游幸南海子，徐阶于是挺身而出再次谏阻。

　　　　像以往一样，明穆宗根本就没有理会他的苦心，仍然去了南海子，可毕竟已经怒火中烧。到了这年的七月，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在这样的情况下，徐阶就丢了官。

　　　　徐阶虽然不能再当首辅了，可是他在临行前，还是特别惦记这个自己坐了七年的位子。他在心中思索，到底应该由谁来接任自己的职位呢？

　　　　想来想去，他最终决定把朝廷的大事都托付给张居正。对于张居正的政治能力，他是非常信得过的。

　　　　更重要的是，把大权交给张居正，可以起到保护自己家小的作用。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权力了，要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只有依靠自己亲手提拔的张居正。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阶的确没有看走眼。张居正接手他的事业之后，不仅将国家大事处理得十分妥当，而且也将他的家人保护得安安全全的。

　　　　在张居正这边，张居正则认为，无论是在公还是在私，他都应该做到徐阶的要求，这很好地体现在了徐阶走后，张居正给他的一封信中：“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思、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一》）在信的开始，张居正就讲明了自己和徐阶关系的非同一般：既受知于徐阶，也受托家国大事于徐阶，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曾和徐阶一起处理明穆宗上台这件大事，而且也只有自己曾经参与。自己现在获得了权力，但是仍然不会忘记老师的恩情。老师的事业虽然由于时局的变故而未能完成，但是自己会接过老师的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封信，既说明了张居正与徐阶在政治关系上的亲密，所谓的“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也说明了张居正面对老师的厚恩，只有“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的决心。

　　　　可是，“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切还要视政治局势的情况而定！

　　　　就在徐阶离去之后两年，高拱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内阁再次面临着政治斗争的旋涡。

　　　　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张居正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体现在了他给徐阶的一封信里：“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音同“换”）积慝（音同“特”）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媿。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音同“曾”）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张文忠公全集·答上师相徐存斋七》）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说明了自己在以往的政治斗争中所犯的“错误”，以及徐阶去位之后自己的未能尽职。这些话其实既有着自责的成分，也有着谦虚的成分。可是，这并不是张居正真正想要向徐阶说的话。

　　　　他真正想要说的是“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什么是“世局又当一新”？这其实是在说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的十二月，高拱复出兼掌吏部的事。

　　　　高拱的复出，自然有对徐阶不利的因素。因此，这封信实际上是张居正在收到徐阶写来打听朝中情况的信之后的回信，不然不会说“捧读台翰，涕泗交零”。既然老师担心，自己就应该安慰一下了！

　　　　因此，张居正说“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意思是说不用害怕高拱的复出，他毕竟远离朝廷一段时间，想要施展手脚没那么容易了！最后，张居正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

　　　　应该怎样来评说这个时候张居正的心情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张居正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应付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至于他为什么如此自信，原因就在于他在徐阶下台后的政治作为，让他看到了希望。

　　　　第二个方面，张居正还是有些担心高拱上台后，内阁再次出现严重的政治斗争局面，而由于自己和徐阶的亲密关系，自己迟早会和高拱发生矛盾冲突，因而在事情没有出现之前，张居正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张居正的信心既然是建立在自己的政治作为上的，那么，他在徐阶去位之后，到底有什么能够让他增添信心的政治作为呢？这个作为就是上奏《陈六事疏》以及在省议论上取得的成绩。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八月，张居正上奏了改革朝政的著名的《陈六事疏》，其主要内容有：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和饬武备。

　　　　从二十五岁上奏《论时政疏》，到四十四岁上奏《陈六事疏》，二十二年过去了，张居正在国家改革上的见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明朝的这二十二年，在上面这些问题上，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张居正将它们再次提出，正反映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然而，他的具体议论却更加现实和切中时弊了！

　　　　他的一切见解都是基于改革现状的动机，尤其是省议论、核名实和饬武备三件事，对于当时的明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观他的《陈六事疏》，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高超的理论，有的却是现实的主张，针对的都是现实的需要，因而可以将之比喻成明朝的救火之水！有的学者将张居正所陈的六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论政本，包括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与核名实，第二类是论急务，包括固邦本和饬武备。

　　　　前四件事情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明穆宗能够实行独裁政治，有自己的主张和决断，规定的政策要执行，多余的议论要控制。后两件事情则主要关涉了当时的经济和国防问题。

　　　　这次上疏引起了其他官员的热烈响应，首先是户部尚书马森上疏议论如何固邦本，开出了合理管理财政的十条办法。其次是兵部尚书霍冀上疏议论如何饬武备，他提出了从兵、将、团练乡兵、守城堡和整饬京营等五个方面加强武备的办法。

　　　　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省议论的成绩最佳。

　　　　本来，在张居正看来，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国力的衰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议论太多。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龉，茹堇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张文忠公全集·答藩伯施恒斋》）在张居正看来，宋朝之所以衰落，就是由于议论太多而荒废了武备。谁知，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认为自己虽然德智不高，但是仍然愿意振作起来，解决问题，以答谢皇上的恩情。

　　　　正是由于看到了宋朝“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进而失败的教训，张居正才提出了省议论的主张。

　　　　经过他鞠躬尽瘁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从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疏之后，明朝无论士绅，还是乡民的议论都少得多了。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已经意识到了，他在一些书信中表达了对议论减少的看法：“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张文忠公全集·答中丞梁鸣泉》）“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张文忠公全集·答奉常罗月岩》）在前一封信里，张居正认为经过改革，世风人情有所改善，浮滑之论减少了。他认为只要继续下去，国家就会太平。但是，他仍然担心能否持续下去。

　　　　在第二封信里，张居正同样认为世风人情、法律纪律状况有所好转，但他看到了别人对他的不满。因此，他认为自己还是要倡导正义之言，才能上不负皇上，下不负自己平生所学。

　　　　张居正永远都是审慎的，即使是在取得了成绩的时候也如此。不然。他就不会说“但不知后来何如耳”、“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之类的话了。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居正的谨慎是有必要的。就在他上《陈六事疏》的第二年，也就是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内阁的成员再次发生变动。除了高拱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再次进入内阁，兼掌吏部之外，另外一个人也进了内阁，这个人就是赵贞吉。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因此辈分比陈以勤还高，至于李春芳和张居正就更是他的晚辈了。这个人颇有才干和气魄，就是有些傲气，总觉得在内阁里自己的辈分高，因此经常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他是隆庆三年的八月，被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对于这个人，张居正总是觉得他非常讨厌，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傲慢和目中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