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平线-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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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希尔顿



引子

烟头的火光渐渐暗了下来。我们也渐渐感觉到一种幻灭般的失落：老同学又相聚在一起，发现彼此之间比原来想象的少了许多共同语言，这使得我们有一些难过。现在卢瑟福在写小说，而维兰德在使馆当秘书。维兰德刚刚在特贝霍夫饭店请我们吃饭，我觉得气氛并不热烈，席间，他都保持着作为一个外交官在类似场合必须具有的镇静。这似乎只不过是三个单身英国男子在外国首都不期而遇罢了，而且，我发觉维兰德身上将有的那种自命不凡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我更欣赏卢瑟福，他已经很成熟，不再是那个皮包骨头，像个小大人似的男孩子。想当年我竟在欺负他的同时又充当他的保护者呢！看来他现在挣钱比我们俩都多，生活也过得挺舒适，这让维兰德和我都有些妒嫉。

还好，那个晚上还不算太枯燥。中欧各国飞来的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们好好地欣赏了一番这些巨大的飞行器。傍晚时分，机场的弧光照明灯都亮了，满眼是一片光彩夺目的辉煌景象，仿佛置身于一座富丽堂皇的剧院。其中有一架飞机来自英国。穿着航空服的飞行员踱步经过我们的桌旁，并向维兰德招呼致意。开始维兰德并没有认出他来，他想起这个人是谁后连忙给大伙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加入我们的聚会。这位快活风趣的年轻人，名叫桑达斯。维兰德向他致歉说全身上下都穿航空服还戴着头盔的人很难辨认。桑达斯听后笑出声来，“哦，的确，我深有同感，别忘了我在巴斯库呆过。”维兰德不太自然地笑了笑，我们很快改变了话题。

桑达斯的加入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一起喝了很多啤酒。大约10点钟，维兰德便起身到临近的一张桌子去同别人说话。而卢瑟福突然岔开话题：“哦，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了巴斯库，这地方我略知一二，你刚才是不是指那里发生过什么事？”

桑达斯腼腆地笑了笑：“噢，我只不过在那里服过役，那期间曾经历过一点点令人激动的事罢了。”然而他毕竟是太年轻了，还是忍不住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个阿富汗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劫持了我们的一架客机，接着就出了些麻烦事，可想而知，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无耻的行径。那家伙拦住了飞机驾驶员，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接着，脱下他的航空服，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爬进了驾驶舱，甚至，还给地面导航技师们发出了恰当的信号。那架飞机稳稳地起飞之后毫不慌张地飞走了，问题是，从此再也没有飞回来。”

卢瑟福似乎对此很感兴趣，“什么时候的事？”

“噢，大约一年前吧，也就是1931年5月，当时由于爆发了革命，我们正从巴斯库向白夏瓦疏散平民，你可能还记得这事，那个地方的局势不太妙，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出这种事，然而，这事确实发生了。而某种程度上说明是衣服的伪装让他得逞的，你说是不是？”

卢瑟福仍然兴趣很浓，“我还以为那种情况下，至少会有两个人负责一架飞机呢。”

“没错，所有普通的军用运输机都如此，可这架飞机有些特殊，原先是为一些印度邦主设计的，是一种小型飞机，后来，印度勘探部门的人员一直用它在喀什米尔一带的高海拔地区作探测飞行。”

“你是说这飞机从没有到过白夏瓦卢。”

“据我所知没有到过，也没有在别的任何地方降落过，这架飞机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当然如果劫持飞机的那个家伙是那一带的土著人，他有可能将飞机开进山里，想把那些乘客当人质去勒索赎金，我猜想他们也许都死了。在前线很多地带，飞机都有可能坠毁，事后就再听不到音讯。”

“是的，我了解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个乘客。”

“我想有四个，三个男士和一个修女。”

“其中一个男的有没有可能叫康维？”

桑达斯似乎吃了一惊，“怎么说，没错，确实如此，了不起的康维——你认识他？”

“我和他曾在同一所学校呆过。”卢瑟福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这虽是真的，可他意识到这么说并不恰当。

“从他在巴斯库所做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是个风趣而很不错的小伙子。”桑达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是的，这毫无疑问……可是，那件事却那么离奇……叫不同寻常……。”他神情恍惚，片刻之后又说，“这事好像没有在报纸上报道过，要不然我早该读过有关此事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

桑达斯一下显得有些不安，甚至我觉得他有些愧疚，“说实话，我似乎说了一些我不该说的东西，不过，也许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是说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事；后来事情也就没有再张扬，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发生的始末，听起来可不大光彩。政府方面也仅仅只是宣布有一架飞机失踪了，并提一提飞机的型号名称而已，这种事不会引起局外人更多的兴趣。”

这时，维兰德又回到我们当中，桑达斯有些歉意地转树也：‘俄说，维兰德，他们几个刚才一直在谈论‘了不起’的康维，恐怕我把巴斯库的事说出去了，我希望你别介意。”

维兰德一脸严肃地沉默了片刻，很清楚他在克制自己，他不想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失礼，而且要保全作为政府官员的严正形象。“我倒觉得，”他慢条斯理地说，“把这事仅仅当作一桩奇闻轶事的确令人遗憾，我以前一直相信你们这些空军哥们不会这样不守信誉，把事情兜漏出去。”他这么斥责了这个年轻人之后，非常谦和地转向卢瑟福，‘当然，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有时，让前线发生的事情带点神秘色彩是必要的。”

“可另一方面，”卢瑟福于巴巴地说道，“人们总急于知道事实真相。”

“对于任何有真正理由需要知道真相的人这事从未隐瞒过，当时我就在白夏瓦，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和康维很熟吧？我是说，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开始认识了吗？”

“在牛津时有过一点交往，此后也有机会见面但不多，你和他常见面吧？”

“在安哥拉，在那儿驻扎期间见过一两次。”

“你喜欢他吗？”

“我认为他很聪明，但也很懒散。”

卢瑟福笑了，“他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干得很出色，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是学生会里响当当的重要人物，是获得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并经常获得各种奖励。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的确，他是个不错的多面手，是那种让人觉得会像乔伊特那样成为未来首相候选人的顶尖人物。然而，说实话，牛津大学分别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当然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那时，他还很年轻，我想他多半是当兵参战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伤或是出了什么事。”维兰德回答道，“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混得还很不错，在法国还得了D．S．O勋章，他后来回过牛津大学当了一段时间学监，我知道他于1921年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不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他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务。”

卢瑟福爽朗地笑了起来，“这么说，这理所当然地说明一切噗！历史是绝不会透露荒废在破译野战指令情报密码这种机械的例行公事以及公使馆里的茶水舌战之中的横溢才华的。”

“他是在领事馆工作，不是在外交部。”维兰德冷冷地说道，很明显，他无心打趣，而且，听到这些类似嘲弄的话，也不作任何的异议。这时卢瑟福起身要走，毕竟时候也不早了，我说我也得走了。道别时，维兰德仍旧是那种官里官气的冷静和彬彬有礼，而桑达斯却很热诚地表示希望再见到我们。

天还没亮，我就去赶火车，在我们等出租车时，卢瑟福问我可否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消磨这小段时光。他有间起居室，我们可以在那儿聊聊，我欣然应允，于是他说：“好吧，我们可以谈谈康维，要是你愿意，除非你对他的事已经完全厌倦。”

我说尽管我对康维并不太了解，但对他的事丝毫没有厌倦。“在我大学第一学期的期末，他就离开了学校。走前他确实很关心我，我是个新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些很平常的琐事，但我总也忘不掉。”

卢瑟福表示同意：“没错，我也非常欣赏他，虽然以时间衡量的话我很少能见到他。”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显然，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的人物，而这种影响又远非仅仅通过这么偶然碰面时的三言两语能够评说得出。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遇到过康维，哪怕只是一小会，都会对他留下生动的印象。作为一个青年他确实很出色，至于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龄认识了他，对他的记忆便更富于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满酒，不仅在体育运动方面很优秀，而且能轻易拿走学校里的每一种奖项。有一次，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在谈到他的成绩时用“了不起”一词来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这一雅号，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个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他还是学校戏剧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流演员；他多才多艺，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体力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的杰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讲给卢瑟福，他回答说：“是啊，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个贬义词‘万事通’来形容那些广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像维兰德这样的人。对维兰德这个人，我不太感兴趣，我无法容忍地的一本正经和自视过高。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官欲太强，他说的那些话，什么‘人们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兜漏出来’，就像是皇帝写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讨厌这类外交官。”

我们沉默了许久，车子已驶过几个街区。这时，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昨晚也不算白熬。对我来说还是个特别的经历，听桑达斯说起发生在巴斯库的那件事，以前也曾听说过，但没有太相信，这只是个离奇惊险的故事而已，没有绝对相信的理由，或者说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点。而现在有两条小小的理由相信这件事了。我敢说你会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很多时候都在走南闯北，也懂得这世上无奇不有——如果是亲眼所见就会确信无疑，但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就不会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觉到他所说的话对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来，“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与维兰德讲知心话，那只会像推销一部史诗给《珍闻》杂志一样。我更愿意跟你谈谈心里话。”

“也许你太恭维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这么想。”

我并没有提到过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专家的诊所并不是人人都应光顾的）而且我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还了解我的一些情况。我把想法都说给他听。卢瑟福说道，“没错。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丧失记忆曾一度是康维的烦恼。”

我们到了酒店，他到办公室取来了钥匙。当我们上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都不着边际，而事实上，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活着。”

电梯上升的短暂时空里谈论这事似乎不适场合。进入走道的几秒钟后我问他：“你敢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门打开，“因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到火奴鲁鲁（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椅子上坐好并倒上喝的，点上支雪茄之后才继续说：“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度假，我老是到处游逛。而我已经多年没见过康维了，我们从未通过信，我也不觉得会时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翻翻记忆中的图像，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跳入脑海之中。我在汉口拜访了一个朋友之后就转乘北平的快车返回。在火车上很碰巧地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上了。她要去重庆，那里有一个她属下的修道院，由于我会点法语，她似乎很乐意向我煤谋不休地谈她的工作和一般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并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样，我是准备接受它们的，就像罗马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满是普通士兵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地假装委任官的样子，因为他们至少是勤快的。还有，得顺便提一提的是，那个修道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一个几星期前住进医院的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