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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地平线-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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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停了下来,似乎是邀我作点评论。于是我说:“你也知道,战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有人说从那以后他变了许多。”
卢瑟福说道:“没错,他是变了不少,这无可否认,你不能强求一个小伙子在经受三年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之后没有丝毫改变。我想,有人会说他没擦点皮就过来了,可是他的创伤……是在内心深处的呀。”
我们接着谈论了一会儿战争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最后他继续说:“不过,我必须得再提一点,也许从某种角度讲是最离奇的一点。那是我在教会调查时得出了线索。你可想象得到,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情况,可惜他们也记不得多少,尤其是,他们那会儿正忙着抢救一位高热流行病人。我首先提的一个问题是康维是怎么送到医院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还是由什么人发现他病了之后送到医院?可是,他们没能确切地回忆起来,毕竟已有一段时回了,可当我刚想要放弃调查,却有一个修女心不在焉地说道,‘我想医生好像说过他是被一个女的送进来的。’就没别的了,而那个医生早已离开了教会医院,在这里,情况无法进一步得到证实。”
“可是,既然已走了这么远,就此放弃岂不可惜!得知这个医生调到了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工作,于是我想方设法弄到他的地址就到上海拜访他。日军的空袭刚过,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因在第一次到重庆时就见过面,所以他虽异常地忙碌,还是很客气地见了我。话又说回来,德军对伦敦的空袭比起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哦,对了,他听明来愈之后立刻就说他记得那个丧失了记忆的英国人;“那么,他被一个妇女带到教会医院来是真的吗?”我问。“噢,没错,确实是个女的,是个汉族妇女。”他记得有关她的任何特征吗?他回答说除了她自己也得了伤寒病并马上死去之外什么都不清楚……就在那时,我们就中断了谈话,有一大堆伤员被抬了进来,然后放到排满过道的担架里头,话已说到头了,我也不想去占用那位医生的时间,何况,吴湖口的枪声响成一片,催促着他有很多的事要做。然而当他又回到我身边时看上去很振奋,就在这样恐怖的时候。我只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肯定也猜得出。我问那个汉族妇女,她年轻吗?”
卢瑟福轻轻弹了一下烟头,仿佛他希望我也像他一样被这个故事所感动。然后他说:“那个个子矮小的医生很严肃地看了我片刻,然后文质彬彬地用汉族人非常滑稽但流利的英语回答说——‘嗅,不,她非常老,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老’。”
我沉默不语地坐了许久……后来,我又开始说起我记忆中的康维,那一脸的孩子气,很有天赋而且充满扭力的年轻小伙子,说起那场改变他的战争以及许多许多关于时间、年龄和心灵世界的秘密;说起那位变得老态龙钟的满族姑娘和那神奇怪诞而遥不可及的蓝月亮之梦。
“你认为他会找到香格里拉吗?”我问道。
破解“香格里拉”之谜
—《消失的地平线》译后记
和为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上许多神奇美妙的事物往往就被拥有它们的人们所忽略。
“香格里拉”就是如此,它如此虚幻迷离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地平线上游荡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散发着诱人的感力,始终是世人内心深处向往的一片“世外桃源”。
每一个认真解读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这部传世之作的人都会随作者的妙笔神游一番“香格里拉”,让自己的意念同小说的主人公一道感慰,却又同时拥有得而复失的沉重的失落感,从而明白《消失的地干线》这一书名的深刻寓意。
1998年初夏,和段棋先生访美归来,不仅带回美国各界友人的友好情谊,还带回解开“香格里拉”之谜的重要线索——詹姆斯·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的灵感来自奥地利奇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1924到1935年在云南省西北部探险期间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照片。
约瑟夫·洛克其人确是个与滇西北有过不解之缘的传奇人物。当地人对这位寄情于高山峡谷之间,踏遍了中国西部壮丽雄奇的雪山冰峰,与他喜欢穿藏族服装的纳西助手们相濡以沫的西方人有着抹不去的记忆。而滇西北这片世外桃源般的神奇土地及其文化便是终身未娶的洛克大半辈子的精神依托和伴侣,以至于他到弥留之际都“宁愿回到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死去。”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在西方社会文人学士必读的著名刊物《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把富于异国情调的滇西北民族风情以及雪山冰峰的气息带进读者的居室,引起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注意和兴趣,并引发了他创造“香格里拉”意境的灵感,这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要进一步证实这一推断,也只有一个途径——去研读小说原着,去发现书中隐隐浮出,却又山重水复的暗示和线索。于是我下决心要找到《消失的地平线》原着,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当时有一种渴望和感觉,相信书中一定有解开“香格里拉”这一虚幻而又似真实的文学谜语的“钥匙”。
到处打听,寻找小说英文原着,却几乎没有可能,小说早在1933年就已出版,10多年之后这些版本很少面市。非常之幸运!还是有远见的和段浪先生找到了小说原着,且是1933年第一版的。“小和,这书你拿去看看,得空把它翻译过来”,这是信任也是关怀,我感到如获至宝的喜悦,同时感到担子不轻。
整整三个月的埋头苦干,近两百页,约15万字的译文终于脱稿。仿佛是苦渡江海,终达彼岸,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宽慰,与此同时,小说中一些谜语一般的暗示和描写开始缠绕我的思绪,让我兴奋,让我反复去品味,琢磨。把那些玄妙、离奇的情节串连起来,把似乎是作家有意拼凑、构建的玄妙意境和场景以及作家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的渲染过滤掉,小说的现实生活印迹和原始素材的来源就豁然浮现出来,“香格里拉”之谜的谜底也就随之清晰地显现出来一作家希尔顿在他这部得意之作中为读者创造了这样几个谜语:主人公康维之谜,卡拉卡尔山之谜,蓝月谷之谜,香格里拉喇嘛寺之谜和满族姑娘之谜。
这里,译者愿把这些谜语—一破解,与诸君分享这些令人惊喜的发现。
一、关于主人公康维:
希尔顿对这位才华横溢却失意漂泊的主人公的塑造,多少有一些似乎摆脱不掉的约瑟夫·洛克的影子——“他于1921年就去了东方,因为掌握几种东方语言……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说得很棒…。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十年时光,并不都在大的城镇,可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这段时光是他生命中最满意的部分……”,实际上,香格里拉的情调与氛围更多是汉族式的而非明确有藏族的特点,这环境本身给康线以一种惬意的“回家”的感觉…“再一次廉维被同样选人而富于个性的风格与品质强烈地感染,这已经让他感到在中国的岁月里他过得开心、充实……实际上他与异性没有多少相干,就算他对女性曾有过经验,也是尝试性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康维是孤独的。所有这一切是那么地与洛克生平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与一致——1921年,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洛克来到东方的泰国、缅甸及印度搜集一种叫“大风子”的植物种子。少年时代他就开始学习汉语,对东方的中国文化向往不已。据说他在青年时代就掌握了九到十门语言,包括汉语、阿拉伯语、印度斯坦语等几种东方语言。从1922年到达中国云南丽江之后,就以那里为大本营开始对玉龙雪山周围大片山区进行探险考察。从那时到希尔顿发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1933年,这十年就是洛克探险生涯的黄金时期。他在自己的日记、文章和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到:“过去十年的时光是令人振奋的,于我而言,单调的生活并不是不堪忍受的……在我所生活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叫“沮丧”……没有人在为生存而忙碌……。”洛克在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前言中深情地回忆道:“那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重现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一生未曾婚娶的洛克是不是因为“太专注于学问而无暇顾及感情的培养”,是不是因为他的“漂泊欲”导致了他的独身生活,这就不得而知,可无论怎样,结果还是一样——“他与异性没有多少相干”——洛克是孤独的。然而这世界上谁有一个地方能唤起他的思乡之情,给他“以一种惬意的‘回家’的感觉”——那就是滇西北,这片神奇的净土!
二、关于卡拉卡尔山之谜:
卡拉卡尔是小说中那一隅美妙的山中乐土——“香格里拉”境界的主要构件之一。在小说主人公康维及三个同伴乘坐的飞机出乎意料地被劫持到喜玛拉雅山东面西藏边缘地带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深谷之中时,卡拉卡尔这座金字塔似的锥形雪山就出现在主人公的视野里,并以其无法抗拒的扭力吸引着他的目光和心灵;作者以优美的语词所作的生动形象描绘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随着主人公康维每一次在“香格里拉”身心体验的深入和心灵悸动,这超凡脱俗的冰山雪峰不断地展示着它神奇的魅力,似乎在用它的圣洁和静谧漂渺、抚慰着他几经磨难,漂泊不定的疲惫心灵。“卡拉卡尔”小说中这样写道,“山谷土语中的意思是‘蓝月亮’(*hie*一片。这里必须指出,作家希尔顿选用这个词组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英语词典中“BlueMoon”意为“几乎不可能的,绝无仅有的,”细心品味一下,自然明白作家的用意——“香格里拉”是世上难寻的“人间天堂”。然而,小说中“几乎不可能”的神秘乐土的创意却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素材——约瑟夫·洛克的探险文章和照片。卡拉卡尔山完全可以根据小说中的描述和提示找到它的现实原型。首先,它是一座‘油色的金字塔”……,一座几乎完美的锥形雪山,高度已超过28op英尺……但这些山峰从来没有准确地测量过,甚至有一些谣传说这座山实际上已经超过埃菲尔士峰(珠穆朗玛)……但一个曾试图翻越这些山脉的美国旅行家说他怀疑喀拉昆仑山一带没有任何一座山超过25000英尺的高度。”这些对“卡拉卡尔”的形状、高度的描述实际上就是约瑟夫·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对中国西南部的一些雪山的描述,所采用的数据就是洛克对四川境内明雅贡嘎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山等“金字塔”式雪山的测量数据——洛克在《探索神秘的群山》一文中对阿尼玛卿山作了这样的描述:“这里就连谷底海拔都有1500英尺……估计最高峰已达28(M英尺的高度”,但他的估计误差不小,阿尼玛卿的实际高度只有21000英尺(6282米),但这不是他推一测定失误,1930年初,洛克曾经一时冲动向〈国家地理杂志》社发电报说明雅贡嘎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高度已达30250英尺。这一次也又估错了近5300英尺,贡嘎山的实际高度是24790英尺(7556米)。难怪希尔顿在小说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山峰从来都没有准确地测量过,”又比较含蓄地借“卡拉卡尔”之名点了洛克的错误。洛克与作家希尔顿是否很好地交换过意见?是否达成一种默契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探险成果连同那些让他“难堪”得不得了的错误在小说中出现呢?这无法确定,但毕竟留给读者耐人寻味的联想余地!我以为,希尔顿和洛克从事的事业虽是大相径庭,一个是消祥于精神海洋、文学世界的浪漫主义大作家,一个是钟情于高山丛林之中的现实主义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总离不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磨顿与滋养。希尔顿的小说与洛克的纪实散文对那些壮美的自然景观的描写也有很接近的地方,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请看希尔顿对卡拉卡尔的描写:“他的视线被不可抗拒地引向山谷的正前方,就在那里凌空高耸着一座雄伟的山峰,在月光的朗照下闪烁出熠熠的辉光,在他的心目中,这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山峰……前方构勒出苍白的三角形,这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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