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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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虽然我们不必是狂热的女性主义者，但我想我们至少得跟男人平起平坐才行。”

莉迪亚又向温迪笑了笑，温迪畏缩着。

“好吧，所以我——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人们认为我会怎么做？当然我不能让欠债打水漂。就我的职业而言，那是砸自己的饭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什么可商量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吉米自己一个子儿也没有，不过呢——”莉迪亚打住了，笑得更灿烂了一“不过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以前干的是保险这一行。你知道我下面要说什么吗，温迪？”

温迪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噢，我想你知道，不过我还是替你说了吧。保险，确切地说是人寿保险。吉米有一张保险单，一开始他不承认，不过最终嘛，嘿，赫什是有说服力的。”温迪的眼神滑向窗口。莉迪亚看到她哆嗦着，自己却掩饰着笑意。“吉米跟我们说他有两张保险单，保费总共接近100万美元。”

“所以你们，”一一温迪绞尽脑汁终于明白了——“你们杀死吉米是为了保险金。”

莉迪亚捻得手指噼啪作响。“说下去，女知音。”温迪张口结舌，什么也说不出来。

“还有呢，温迪？我还是把话挑明了吧。吉米人死了，但欠债没有带走。我们都心知肚明。银行还是要你们付房子的分期贷款，我说得对吗？信用卡公司并没有停止计算利息。”莉迪亚耸了耸窄小的肩膀，摊开双手，掌心向上。“我的老板干吗要与众不同呢？”

“你们不要太当回事。”

“第一张保险支票应在一周之内送过来。那时你丈夫的债务将达到28万美元。我希望那天收到这样一张支票。”“但是他留下的钱——”

“嘘。”莉迪亚的手指再次放到她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做声。她降低声音，窃窃私语。“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温迪。我可是给了你这个难得的解脱机会。有必要的话，你就宣布破产。你们住在豪华住宅里，搬出去。杰克呢一是你11岁的那个。对吧？”

听到自己儿子的名字，温迪为之一惊。“哎，杰克今年捞不着过夏令营了。放假了给他找点活干干。不论怎样，那都不关我的事了。温迪，你得还债，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你不会再见到我，也不会有我的任何消息。不过，如果你不交钱的话，那就好好看看那边的赫什。”她打住了，让温迪顺着她的话做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我们会杀死小杰克。接着再过两天，我们会杀死利拉。如果你把今天的谈话内容报警，我们会把杰克、利拉和达利妮三个全部杀死，按照年龄的顺序。接着，等你把三个孩子埋葬之后一请你听着，温迪，因为这是关键——我仍然不会放过你。”

温迪说不出话来。

接着莉迪亚深抿了一口咖啡，并发出“啊”的一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真他妈的爽，”她说，从坐位上站起来。“我真喜欢我们这样的小女孩式的聊天，温迪，很快我们就会再碰面的，比如，16曰周五中午时分在你家里？”

温迪的头耷拉着。

“你明白了吗？”

“明白。”

“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还债，”温迪说，

莉迪亚朝她微笑着：“再次表达我最深切的慰问。”莉迪亚走到外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她看看身后，温迪·伯内特没有挪身。莉迪亚挥手再见，与赫什会合了。他几乎有6英尺6英寸高，她身高5英尺1英寸。他体重275磅，她体重105磅。他的脑袋大得像个畸形的南瓜，她的身材似乎是用东方的瓷器造出来的。

“有问题吗？”赫什问。

“请，”她挥挥手说，示意他到一边去。“说说更赚钱的买卖，我们的人找到了吗？”

“找到了。”

“那一大笔钱到手了？”“当然，莉迪亚。

“真棒。”她皱着眉，感到一阵剧痛。

“哪儿不舒服？”他问。“我感觉很滑稽，仅此而已。”

“你想打退堂鼓？”

莉迪亚朝他笑了笑。“不会离开你的，笨熊”

“那你想干什么？”

她想了想，“只是想看看塞德曼医生的反应。”

八

“不要再喝苹果汁了，”谢里尔告诉她两岁的儿子康纳。

我站在球场边线上，两臂交叉着。天气有点冷飕飕的，新泽西的晚秋已出现了霜冻，湿冷的寒气逼人，所以我就把运动衫的包头拉起来，盖到扬基帽上。我还戴了一副瑞斑牌的太阳镜和风帽。看上去活脱脱一副警方通缉的爆炸分子的素描画像。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8岁男孩的橄榄球比赛。伦尼是主教练，他需要一个助理教练，就把我召人队。因为我估计只有我比他更不懂橄榄球。不过我们的球队正羸着呢。比分大概是83比2，不过我不敢肯定。

“为什么我不能多喝点苹果汁呢？”康纳问。

“因为，”谢里尔带着母亲的耐心回答，“苹果汁会让你拉肚子的。”

“真的吗？”

“真的。”

我的右面，伦尼正喋喋不休地对孩子们极尽鼓励之能事。“你是最棒的，里基。”“加把劲，皮蒂。”“那就是我说的积极进攻，戴维。”他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加一个后缀字母y＇x8＇。唉，令人讨厌的是，每当他兴奋得过了头时，连我也被叫成了马基。

“马克叔叔？”

我感到有人在扯我的腿，我低头看着26个月大的康纳。“怎么啦，伙计？”

“苹果汁会让我拉肚子。”

“知道啦，”我说。

“马克叔叔？”

“噢？”

康纳以最严肃的眼神看着我。“拉肚子，”他说，“不是我的朋友”

我扫了一眼谢里尔。她掩饰着微笑，但我也看出了她的关注之情。我回头看看康纳，“可要记住哟，小家伙。”

康纳点着头，对我的反应很高兴。我爱他。他使我伤心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欢乐。26个月，比塔拉大两个月。他在我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渴望，渴望得简直能点燃一座火炉。

他转身回到母亲那儿。谢里尔周围散乱地堆放着许多物品，她就像一头丰收时节背上驮满东西的骡子。有迷你特梅德果汁盒子和营养谷物条。有帮宝适牌的尿不湿纸尿裤（难道还有尿得湿的？）。有含有芦荟成分的哈吉斯牌手帕，专门用于擦拭饱受歧视的小屁股。有产自伊文弗洛的歪嘴婴儿瓶。有肉桂色的全麦面包，洗得干千净净的供婴儿食用的胡萝卜，掰成一瓣瓣的橘子，切碎的葡萄（切成一条条的，防止噎着）。还有一条条的东西，我想可能是奶酪。所有这些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装在自己的拉链袋里。主教练伦尼正向我们的队员大声叫嚷着制胜策略。我们进攻时，他就告诉他们“射门！”我们防守时，他就建议他们“拦住他！”有时候呢，就像现在，他就对这场比赛的奥妙之处提供他精辟的见解：

“用脚踢球！”

伦尼在一口气喊叫了四遍之后，扫了我一眼。我点点头，翘起大拇指，示意他继续这样干。他也想伸出手指向我示意，但是有一大堆小家伙在盯着他。我又叉起胳膊，眼睛斜视着球场。孩子们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左冲右突。他们穿着防滑鞋，袜子向上拉到一直遮住护膝。即使一丝阳光也没有，多数人眼睛下面都涂了黑色的润滑脂。有两个孩子甚至把呼吸用的条形绷带绑在鼻子上。我看着凯文——我的教子，按照他父亲的指示，一脚踢在球卜，之后重重地撞在我身上。

我趔趔趄趄地向后退去。

我的日子常常就是这么打发的。我会看看体育比赛，或者与朋友聚聚餐，或者给病人治病，或者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我会按部就班地做事，一般来说感到相当体面。之后呢，嘭，出其不意遭到重重一击。

我泪如泉涌。这种事在谋杀绑架案发生之前从不会发生。我是个医生，我知道如何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态。但是我现在就像某些自以为是的二流影星，随时随地都戴着太阳镜。谢里尔抬头看看我，我再次看到她的关切之情。我挺挺胸，强作欢颜。谢里尔变得越发漂亮了。事情有时就是这样。身为人母会让有些女人如鱼得水。这会让她们的外表出现奇迹，焕发出亮丽的容颜。

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并非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我还是照常过日子。我的确很凄凉，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这样。我并没有气馁。我依然工作，但丧失了去海外旅行的勇气。我总是想我得在这里盯紧，万一有什么新的进展的话。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理智的，甚至也许是幻想。但是我怎么也理智不起来。

令我吃惊的是悲痛偷袭我的方式。当你察觉出悲痛，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多多少少还可以巧妙地应付、对待、隐藏起来。但是悲痛喜欢藏在灌木丛后面。它喜欢冷不丁地跳出来，吓你一跳，嘲弄你，剥下你假装冷静的外衣。悲痛引诱你进人梦乡，因此使偷袭来得更加气势汹汹。

“马克叔叔？”

又是康纳。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他的话说得相当好。我不知道塔拉现在的声音会是什么样子，我掩藏在太阳镜后的双眼紧闭着。谢里尔觉察出了点什么，她过来准备把他拖到一边去。我挡住了她。“怎么啦，伙计？”

“大便呢？”

“大便怎么啦？”

他仰视着我，闭上一只眼以集中注意力。“大便是我的朋友吗？”

竟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伙计。你看呢？”

康纳费尽心机地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看那样子憋得他似乎要爆裂一样。最后他回答说：“比起拉肚子，它是我的朋友。”

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我们的球队又进了一个球。伦尼的拳头砸向天空，嘴里大喊一声“真棒！”他差点侧手翻出去祝贺攻进球的克莱格（或者我是不是该叫他克莱基——加个后缀字母y）。球员们蜂拥在他身后，激情洋溢在每个人身上。我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给装腔作势的伦尼做一个安静的伙伴。

我注视着边线上的父母们。母亲们围成一堆，谈论着她们的心肝宝贝，谈论着孩子们的表现和课外活动。没人能听进去多少，因为谁也没心思听别人的孩子如何。父亲们花样可就多了。有的在摄像，有的在大声勉励着，有的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有的拿着手机在闲聊，手里不时摆弄着这样那样的电子产品。上班时间他们整天埋头于工作，周末这场球赛也让他们有点专注。

我为什么要报警呢？

自从那个恐怖的日子以来，我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不要为发生的一切而自责。从某个角度讲，我的所作所为于事无补。十之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把塔拉放回家。在第一次打电话索取赎金之前，她可能就已经死了。她也许是死于意外，也许是他们惊恐万分，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谁能知道呢？当然我是不知道的。

还有，唉，难就难在这儿。

当然，我不能肯定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每一个行动都会有反应，这是基本常识。

我没有梦到塔拉——或者即使梦到了，慷慨的上帝让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我还应赞美一下上帝。换句话说，我可能没有确切地梦见塔拉，但是我确实梦见过那辆挂着移花接木的车牌和磁性标志的白色面包车。梦中我隐隐地听见了什么声音，但我坚信那是一个婴儿的哭声。我现在知道，塔拉在面包车里。但在梦中，我并没有朝那个声音奔过去。我的双腿深埋在噩梦中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当我最终醒来时，我情不自禁地沉思默想着，塔拉离我有那么近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以前再勇敢一点，彼时彼地我能够把她救出来吗？

主裁判是个瘦高个的高中男孩，一脸和善的微笑，他吹响了哨子，双手举过头顶挥舞着。比赛结束了。伦尼大喊：“噢，嘿！”那些8岁的男孩彼此之间大眼瞪小眼，都莫名其妙。有一个问他的队友：“谁赢了？”队友耸耸肩。他们按斯坦利杯冰上曲棍球的风格排成一列，作赛后的握手。

谢里尔站起身，一只手放到我的背上。“伟大的胜利，教练。”

“是啊，我是领队，”我说。

她微笑着。男孩们开始三三两两地朝我们走过来。我微微点着头，祝贺他们。克莱格的妈妈带来了一盒50包装的炸面圈，盒子外面画着基督教诸圣日前夕图案。戴维的妈妈拿了好几盒叫“玉和”的东西，说是巧克力奶，尝起来却像是粉笔。我弹了一块炸面圈到嘴里，一骨碌吞了下去。谢里尔问：“什么味道？”

我耸耸肩。“难道它们有不同的口味吗？”我看着父母们与自己的孩了在一起，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伦尼朝我走过来了。

“伟大的胜利，不是吗？”

“嗯，”我说。“我们都很棒。”

他示意我们离开。我遵从了。到了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伦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