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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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

“她生气了没有？”

“她没哈反应。我妹妹冷漠时非常平静。”

“但你把她赶出去了？”

“我告诉她，除非她彻底戒毒，否则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

“我明白了，”他说，“当时你盼着那样会迫使她重新进行康复治疗？”

我当时可能轻声笑了。“没有，不完全是。”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我们用更严厉的话吓唬过斯泰西，”我说。“问题是我妹妹并不想戒毒，没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对她康复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实在是没法吐出这样的话。“把女儿交给她我不放心，”我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里甘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你们什么时候搬进现在的住所的？”

“莫妮卡和我四个月前买的这栋房子。”

“离你们长大的地方都不远，是吧？”

“是的。”

“你们彼此相识的时间长吗？”

一连串的询问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长。”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小镇长大的吗？”

“我们是不同一圈子里的人。”

“我懂了，”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四个月前你买了这栋房子，而你有六个月没有见到你妹妹了，对吧？”

“对。”

“你妹妹从没来过你现在的住所？”

“没有。”

里甘转向我。“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纹。”我一言不发。

“你好像不太吃惊，马克。”

“斯泰西吸毒。虽然我觉得她不会向我开枪并绑架我的女儿，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堕落的程度。你们搜查过她的住处吗？”

“自打你被枪击后就没人见过她，”他说。

我闭上眼睛。

“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单凭你妹妹一个人是干不成的，”他接着说。“她可能有个同伙一个男朋友，一个毒品贩子，某个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说。“既然这样，你们认为这事从前到后是一起绑架阴谋，有什么依据没有？”

里过搔着下巴上的黑痣，之后微微耸了耸肩。“但他们试图把我们俩都杀死，”我接着说。“从死去的父母身上怎么能索取赎金呢？”

“他们可能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出了个差错，”他说，“要么也许他们想从塔拉的外祖父那里敲诈钱财。”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敲诈？”

虽然里甘没有接话，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状态，特别是在开枪后，对吸毒者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吸毒者不会处理矛盾，这是他们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头扎进吗啡的世界里。

媒体将铺天盖地地报道此案，警察将展开调查。在这种压力下，吸毒者们将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会放弃一切，溜之大吉。

而且他们会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是两天后，就有人索取赎金。

既然我又恢复了神智，枪伤也康复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可能是因为我集中精力康复身体，也可能是因为在亚紧张状态中卧床12天已使伤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为我遭受痛苦并非出于身体原因。我想到塔拉时，那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时，好像有把钢爪将我从内到外撕成碎片。

我想出院。

尽管身体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医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证明一句格言，即：医生是最差劲的病人，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x7＇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

“喂，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

莫妮卡的父亲。这就是伦尼作出那种反应的原因。埃德加的父亲跟往常一样，说话太一本正经了。有些人说话时注意词藻。极少数人，比如我岳父，每句话出口之前每个词都要斟酌一番。

霎时间我吃了一惊。“喂，埃德加。”我说了句蠢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当然，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这都怪我。我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你目前正忙于养伤。我觉得让你安心养伤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周到，”我说，没有一点点讽刺挖苦的口气。

“噢，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今天要出院了。”

“是的。”

埃德加清了清嗓子，这似乎不是他的风格。“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到这栋房子停一下？”

这栋房子，意思是他家。“今天吗？”

“是的，尽快。而且请你一个人来。”

沉默。伦尼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出事了吗，埃德加？”我问。

“我已经安排了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克。你来了我们会详谈的。”

接着，我还没来得及再说话，他就挂断了。

确实有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等着。伦尼开车把我送到外面。当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离圣伊莉莎白医院不过几英里远。我5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冲进了这里的急诊室（缝了12针）。7岁时，噢，我到这里治疗沙门菌这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后来我上了医学院，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以前人们这样称呼）做过住院实习医生，但为了争取一笔眼科修复学基金，我又回到圣伊莉莎白医院。

对，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但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偶尔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术，但你不会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硅酮之类的东西打交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仅仅是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些事。

我与齐亚·勒鲁一起从事儿童外科整容工作。齐亚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我医学院时的同窗，而且总是干劲十足。我们为一个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工作。事实上，这个团体是我和齐亚组建起来的。我们照看着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他们多数来自海外。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过烧伤病人。与干我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过广泛的培训。我研究过耳、鼻、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学和我前面已提过的眼科学。齐亚的训练经历与我类似，不过她在上颌学方面更拿手一些。

你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错了。我是有选择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错误，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经非常美丽的人的皮肤打个褶皱——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伤的穷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选择了后者。

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我的胸膛。太阳照耀着，好像是头一次出日头一样，嘲笑着我忧郁的心情。我斜过脸对着太阳，让阳光抚慰着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欢这样。她口口声声说这样可以使她“得到放松”，脸上的玻纹会消失，好像光线成了温柔的男按摩师一样。我闭着眼睛，伦尼默默地等着，没有打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