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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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

“他可以蜷缩在后座上。”

“不行，”我重复了一遍。

蒂克纳又想尝试另一种方法。“或者这样好一点——我们以前这样干过——我们跟绑匪说你不能开车，见鬼，你刚出院嘛。让我们的人顶替你开车，我们就说他是你表兄。”

我皱着眉，看了看里甘。“你不是说过你认为我妹妹可能涉嫌此案吗？”

“是的，有可能。”

“你认为她会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我表兄吗？”蒂克纳和里甘都犹豫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说得对，”里甘说。

伦尼和我对视了一眼。我要把塔拉的性命交给这些专业人员，这个想法让我很是不安。我抬脚朝门口走去。

蒂克纳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你要去哪儿？”

“你他妈的认为我会去哪儿？”

“坐下，塞德曼医生。”

“没时间了，”我反驳着。“我得动身过去，路上可能塞车。”

“我们可以清路。”

“是啊，那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我说。

“我非常怀疑对方从这里就会开始跟踪你。”

我呛了他一句。“这么说你是愿意拿自己孩子的性命冒险唆。”

他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你不懂，”当着他的面，我继续说。“我不在乎钱，也不在乎他们逃不逃跑，我只想让女儿回到我身边。”

“这我们理解，”蒂克纳说，“但是有件事你忘了。”

“什么事？”

“请，”他说，“坐下。”

“哎，帮个忙，好不好？我站着就行了。我是个医生，谁都知道通知坏消息的程序，我也不例外。甭耍我了。”

蒂克纳摊开双手，“绝对公正。”接着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拖延战术。我心情很坏。

“说吧，哈事？”我说。

“不论是谁干的，”他开始说，“他们向你开枪，杀害了你妻子。”

“这我知道。”

“不，我觉得你不知道。你再想想，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任何干这事的人都要想方设法除掉你。他们向你开了两枪，以为你死了。”

“马克，”里甘说，向我靠得更近了，“以前我们对你有一些轻率的推测。但是问题在于，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推测。我们搞不清这些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也许这只是一起纯粹的绑架案，但如果是这样，又跟我们以前经历的不太一样。”现在他那张审讯脸消失了，眉毛上挑，换成了一副开诚布公的神色。“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们想杀害你。要是想拿赎金，就不该把父母都杀掉。”

“或许他们想从我岳父那里搞到钱。”

“那他们为什么等这么长时间？”

我哑口无言。

“也许，”蒂克纳继续说，“这根本不是一起绑架案，至少刚开始时不是。也许现在成了顺手牵羊。也许你和你妻子才一直是目标。还有，也许他们想彻底了结此事。”

“你认为这是个圈套？”

“嗯，极有可能。”

“那你有什么建议？”

蒂克纳接过话题。“不要一个人去，给我们争取点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作好准备。让他们给你回个电话。”

我看着伦尼，他会意地点了点头。“那是不可能的，”伦尼说。蒂克纳猛地转向他。“恕我直言，你的当事人目前处境非常危险。”

“还有我女儿，”我说。简简单单，没有啰嗦。我脱身朝我的汽车走去，“让你们的人离我远点。”

五

一路上车辆稀少，因此我赶到购物中心时，还余下很多时间。我熄灭发动机，向后靠在座椅上。我环顾四周。我估计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可能在盯着我，但我没有看到他们。这倒是件好事，我想。

现在干点什么呢？

不知道。我又等了一段时间。我心不在焉地摆弄着收音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我打开CD播放机质带匣，当斯蒂利·丹尼尔乐队的唐纳德·费根的歌声《黑母牛》响起时，我感到一丝择动。大概从大学时代起，我就没有听过这盘特殊的磁带了。怎么会在莫妮卡这里呢？之后，随着嘭的一声，我意识到最后一次开这辆车的人是莫妮卡，这也许是她听过的最后一首歌曲。

我观察着购物者们准备进购物中心的情景。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年轻母亲的身上，看着她们轻轻弹开小货车的后门；看着她们像魔术师一样手舞足蹈地在半空中打开折叠式婴儿小推车；看着她们使劲地把自己的后代从安全座上解下来，这使我想起了巴泽·奥尔德林的《阿波罗上的11天》；看着母亲们绕到前面，高高地昂着头，干脆利落地按下遥控器关上小货车的后门。

这些母亲，她们的外表看上去那么漠然。她们的孩子就在身边，拥有一流的防侧撞装置和美国国家宇航局的造型优美的车座，她们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而我却挟着一包赎金坐在这里，期待着把女儿赎回来。一线希望。我真想旋下车窗，高声警告她们。

离交换时间越来越近了。太阳火辣辣地射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我伸手去拿太阳镜，但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戴上太阳镜会使绑匪感到不安？不，我想不会。或者也许会的。还是摘下为好，不要冒险。

我肩膀隆起。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四处张望着，担心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要有人把车停在我附近，或者在汽车附近走动，我就屏住呼吸，心里怀疑：

塔拉在附近吗？

现在到了两个小时的期限了，我希望早点结束。下面的几分钟将决定一切，这我知道。冷静，我得保持冷静。蒂克纳的警告在我大脑里回荡着。会不会有人就这么走近我的汽车，打烂我的脑袋？

我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现实地存在着的。

手机响起来了，惊得我向前一靠。我把手机放到耳边，飞快地喊了声喂。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从西边的出口出来。”

我被搞糊涂了。“西边在哪儿？”

“沿着4号公路的标志，开上天桥。我们正盯着你，要是有人跟着，我们就会消失。把手机放到耳边，不要挪开。”

我乖乖地顺从了：右手攫住电话紧紧地按在耳边，按得我血液快停止了循环。左手紧紧地握住方向盘，好像准备把它掀掉一样。“上4号公路，一直向西开。”

我拐向右面，稳稳当当地开上公路。我看着反光镜，想知道后面有没有人跟着。这可很难说。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你将看到一个沿公路商业区。”

“有100万个沿公路商业区，”我说。

“在右面，旁边是一家卖婴儿床的商店。就在帕拉姆斯公路出口处的前面。”

我看到了。“好吧。”

“到了那里，你会看到左边有一条私人车道。开到它后面去，关闭发动机，给我把钱准备好。”

我马上明白了绑匪为什么看上了这个地方。这地方进出只有一条道：除了那家婴儿床商店外，其他所有的店铺都是租借的，而且婴儿床商店还在最右侧。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自成一体，远离公路、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倒车，或者是放慢车速，都会被别人注意到。

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的人明白这一点。

我开到那栋建筑的后面时，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一辆面包车旁，他穿着一件红黑相间的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的牛仔裤，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和一顶扬基式棒球帽。我试图发现他的明显特征，但是脑子里冒出的一个词就是中不溜秋。中等体重，中等身材。惟一例外的是鼻子。即使这么远的距离我还能看到它有点问题，跟个拳击手的鼻子似的。不过这是真的还是伪装的？我无从知道。

我仔细审视着那辆面包车，上面有新泽西里奇伍德“B&T电子公司”的标记。没有电话号码和地址。车牌是新泽西的。我记住了。

那个男人把手机举到嘴边，像拿着个步话机一样。我听到那个机械的声音说：“我就要靠近你，把钱从车窗里扔出来。不要下车，不要和我说话。等我们带着钱安全离开时，我会打电话告诉你到哪儿去接你女儿。”

那个穿着红色法兰绒衬衣和黑色牛仔裤的男人放下手机，向我靠近。他的衬衣解开了。他带枪了吗？我不知道。即使他带了，现在我能有什么对付的办法？我按了下电钮想打开车窗，但没有动静：得转动钥匙才行。那个男人靠得更近了。扬基帽拉下来了，帽檐碰到了太阳镜。我伸手去够钥匙，轻轻转了转。汽车仪表盘上的灯光顿时亮了起来。我又按了下电钮，车窗滑下来了。

我再次想找找这个男人有什么特征。他走路稍微有点瘸，好像喝了点酒似的，但是看上去并不紧张。脸没有刮，上面有些斑点，两手脏兮兮的，黑色的牛仔裤在右膝处裂了个口，帆布运动鞋早已是破烂不堪。

这个男人离汽车只有两步远时，我把包举到窗口，并作好准备。我屏住呼吸。这个男人接过钱后并没有拔腿就跑，而是趔趔趄趄地朝面包车走去。现在他加快了步伐，面包车的后门打开了，他跳了进去，车门迅即关上，好像面包车一口把他吞了进去。

司机加大油门，面包车加速离开了。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后面还有个出口通向一条支线公路。面包车沿着支线公路急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待在原地，等着手机再次响起。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汗水浸透了衬衣。没有其他汽车开回这里。人行道上到处都是裂缝。纸板盒从垃圾箱里突出来。地上到处都是碎瓶子。我看着地面，努力辨认着褪色的啤酒商标上的文字。

15分钟过去了。

我一直想像着与女儿团圆的情景，想像着如何找到她，捡起来，抱到怀里，温柔地哄着她。手机，盼着手机响起来，也是我想像内容的一部分。手机响起来，然后机械的声音向我发出指示，这分别是第一步和第二步。这个可恶的手机怎么就不合作呢？

一辆别克名使车开进了停车场，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我不认识司机，但是蒂克纳坐在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努力想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点什么，但他依然保持高度的自制。

现在我紧盯着手机，不敢东瞅西望。又听到了嘀哒嘀哒声，这次它是一声比一声慢，一声比声沉闷。

又过了10分钟，手机才老大不情愿地发出细声细气的歌声。歌声还没来得及传出来，我就把手机靠到了耳边。

“喂？”我说。没有一点声音。

蒂克纳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我并不知道原因。他的司机两手依然平放在方向盘的前上方，随时准备启动。

“喂？”我又试着。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我警告过你不要报警。”

我如坠冰窟。

“别无选择。”

之后电话便归于死寂。

六

我无法逃脱。

我渴望着麻木感。我渴望着住院时的那种呆滞感。我渴望着那个静脉注射袋和麻醉剂的自由流动。我的皮肤被撕裂了。现在我的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我能够感觉到一切。

恐惧和无助笼罩着我。恐惧把我紧锁在屋里。而无助——我难过地明白了是我引爆了这种感觉，在减轻孩子的痛苦方面我无能为力——则紧紧地缠绕着我，使我关上所有的灯。我十有八九是神智错乱了。

日子在令人腻味的迷糊中一天天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电话旁——确切地说，有好几部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我的手机和绑匪的手机。我给绑匪的手机买了个充电器，这样就能使它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我坐在长沙发上，这些电话就摆在我的右面。我尽量不看它们，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因为我记得有句古老的谚语：盯着水壶看，壶里水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瞅几眼这些可恶的电话，担心它们会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盼着它们响起来。我还努力地寻找那种超自然的父女关系，我坚持认为塔拉还活着。我想（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脉搏还在那儿微微地跳动。

“别无选择……”

使我的负罪感加重的是，昨天夜里我梦见的不是莫妮卡，而是另一个女人——我的老情人雷切尔。就是那种时间与现实扭曲了的梦，就是那种世界变得完全陌生甚至是矛盾、而你对此坚信不疑的梦。雷切尔和我在一起。尽管分手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一直藕断丝连。虽然我还是34岁，但她自从离开我那天起一点也没有变老。塔拉在梦中还是我的女儿——事实上她从来没有遭到过绑架——但阴差阳错地成了雷切尔的女儿，尽管雷切尔不是她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梦里的情形不能当真，但是人们并不怀疑梦里的所闻所见。我醒来时，梦境已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事后的体味和一种意料之外的力量驱动的渴望。

母亲老是逗留在我这儿。她刚刚把另一盘食物向我面前重重地一放。我置之不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