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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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负责？　

　　开放是为了什么？怎么评估它的方法和效果？为了批判计划经济，连自力更生都批了，来了个大翻身。过去毛泽东批判洋奴哲学，总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来当洋奴。汽车行业的人，搞了二十年合资，引进什么技术了？就是一个装配技术。汽车的核心技术——底盘、发动机、整体控制等等——半个都没引进。满大街跑的都是合资的外国牌汽车，合资厂设计过一个整车没有？中国这么大的汽车市场，主流企业全部被跨国公司控制，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理论熏陶的后果，民族气节、大局观念都被扔到脑后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　

　　问：除了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挤压和国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国有经济衰落有没有国企管理者自身的原因？　
　　高梁：八十年代我在地方给国企厂长讲体制改革，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他们当时问：你们这么想，这么做，社会主义原则如何体现？但到九十年代就不是这样了。不少人一当上国企老总，想的不是怎样把企业搞好，而是如何捞。信念和责任感的失落，造成管理水平的下滑，导致效益下降，国企每况愈下。企业能否兴旺发达，归根结底是企业领导班子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企业的主人把财产信托给你，你如果玩忽职守，在西方也是不能容忍的。敬业和责任感，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问：前不久有消息说，花旗银行以六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购买中国三百六十四亿元“不良资产”，近日又传出，花旗集团拟花费十五亿美元，换取广东发展银行50％的股权。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高梁：中国的改革已经改到核心部分了，银行、大的交通体系、资源性企业和对国家关系重大的骨干企业，是经济的支柱。对这些企业的处置，体制的变动，是不能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必须由人民代表讨论认可。这部分改革是不能由几个人在屋里一拍脑袋、捅咕一下就能实行的。美国卖尤尼科、IBM销售业务，还要国会辩论，居然通不过。这种对国家安全无足轻重的企业尚且如此，中国这么大的事情，就更不能没有一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再比如橡胶轮胎工业，米其林在中国子午线轮胎的市场上占了70％，中国主要的轮胎企业基本上被外资控制了。有人说，这不是最关键的东西，哪天打仗了，外资企业不给我们提供军用轮胎，就收回国有。这话说得容易，你收一个试试，人家会采取反措施。中国在国外也有产业，也有存款，也买了人家的债券，会引起国际上的一系列麻烦。何必先要授人以柄，然后再往回拿？　

　　问：有观点认为，强调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就业和税收，其他标准都是虚的。对此你怎么回答？　
　　高梁：国家的以人为本，既要顾眼前大家过好日子，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也要顾社会安定和国际环境的安全，避免发生战争。只有维护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国家战略必须在长远利益，比如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国防实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眼前的福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舍掉国家安全，还有什么社会稳定，还有什么民生？看看历史，中国的治世乱世是怎么交替的，中国近代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当一个国家孱弱的时候，当它受人欺负的时候，还能谈什么“以人为本”？　

　　以我为主的改革开放，还是依附型的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有个界限？如果走依附型道路，中国还能不能维护经济主权？经济主权如果没有了，政治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危害。　

　　一些人关心经济发展奔小康，但非常反感提“国家利益”，说国家是抽象的，人是具体的，好像强调国家利益就是为官僚服务。还有人否定国家搞“两弹一星”，理由是今天世界规则变了，世界强国不会来欺辱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我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要过分健忘，同时也关注一下国际政治学。七十年前，多少爱国志士用“有国才有家”的道理，告别父母妻儿，抗日救国，舍生忘死，难道他们都是在为官僚阶级卖命？　

　　有人喜欢用“资本无国界”的理由证明“外资到中国，就是中国企业”，用“技术无国界”的理由证明“中国不必自主创新”。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是自相矛盾，第二个理由是极端无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是决定一切的“纲”，那么中国企业的产权为外国人所攫取，这个企业是谁的，利润到了谁的口袋里？就算它在法律上是中国企业，对中国竞争力的提高有什么意义？有人用“合资企业体制好”来辩解，这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逻辑有什么不同？而且，能指望外资帮助中国技术进步吗？就算外国人把先进设备拿到中国来生产，就等于中国有了技术吗？那是谁的技术能力？还有技术封锁呢？兰德公司称，“技术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技术和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保障”。　

　　我并不是说今天就要停止引进外资，但是必须有节制。也就是中央文件说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西方学者早就提出所谓“开放度”问题。什么叫开放度？我认为，它的标准，就是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益，以不损害国家的产业发展利益为准。要符合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方针。　

　　中央一再指出，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问：你怎么理解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　
　　高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个根本的规定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就是说，改革开放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　

　　改革开放会引起社会关系的调整，甚至引起社会关系的不安和动荡，所以改革必须以社会的基本稳定作为底线。如果出现种种不稳定因素，说明政策要调整。这是个起码的边界条件。早在“七五”计划时就提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要好好处理。　

　　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不是中央改革反思的结果？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这些是否表明，中央高层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高梁：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形成的。“十六大”文件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可持续发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五个统筹，注意到了城乡贫富分化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二○○三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自主创新的指导方针。我的理解，这些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说明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认识是比较清楚的，是高瞻远瞩的。当然，二十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势力比较强。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要付诸实行，需要艰苦的努力。　

　　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很快就要发布十五年科技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技发展的方针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建设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了配套的政策措施。对此我深受鼓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国家将坚持自主自立自强的发展路线，坚持发展自主技术能力推动产业升级，拒绝走依附型发展路线。这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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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斐《读书》2006年第3期
　
　　　世纪之交，中国与俄罗斯因其巨大的变革被联系在一起。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一百年乃至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近二三十年间经济不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我想应有以下几点：　

　　在二十一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消亡或解体了。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有将近三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十六年中，政府预计会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三点五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于其中。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映。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线索将中国的几大优势贯穿在一起。这些优势是：首先，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特权阶层）”。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一致的。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一九一七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这种权力的过度表现完全抽空了政党的政治内容，使整个国家陷于焦虑之中，国家公务人员感到永久的不安全。斯大林死后，这一官僚体制被打破了，历史学家列文（Moshe　Lewin）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心，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支持了个人权力的复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了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向所有权聚集状态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而在中国，这种同样的有权势的公务人员向财产所有者转变的趋势却比较有节制，因而政治阶级的恶化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这些应该归功于：一、制度力量的相对强大；二、干部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和对于腐败以及不能胜任者的限制；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国家命运更负责任的精神。　

　　中俄之间的第二点差异来自于对过去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