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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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学生重走“五四”路。“沿着当年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用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从沙滩红楼一直走到因被学生‘火烧’而名扬天下的赵家楼。一路上走走停停，指指点点，不时以历史照片比照或补充当下景象，让思绪回到八十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春夏之交。此举说不上有何深刻寓意，只是希望借此触摸那段已经永远消逝的历史。”　
　　陈平原对这次重走“五四”路的叙述，采取的是低调的姿态，而我却把这次“重走”看成是“寓意”超过了实绩的象征性行为，看成是一种试图使历史记忆变得触手可及的田野实践，一种试图重建历史现场的地理志书写，从而使对历史的触摸显得真切与具体，借此拒斥历史研究的过于抽象性和理性化。其中的“寓意”其实是丰富而深长的。　
　　在陈平原的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中，作者这样叙述他选择“五四”这一课题领域的初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历史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　
　　在陈平原眼里，“五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来说，便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3页）这种对待“五四”这一人类历史上“关键时刻”的态度，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学界所出现的一股“告别五四”、“pass五四”的潮流，或许在“后现代”论者那里，开创了“现代”纪元的“五四”早应该被“告别”，其“后现代”的诸种叙事的展开也只能以“超越五四”为逻辑和历史前提。而在陈平原看来，“所谓‘超越五四’，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即便如此，意图超越“五四”也无异于一种后现代的僭妄。因为五四“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2页）早在一九九三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的“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陈平原甚至还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假如放宽眼界，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撰述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这一章该如何‘命名’？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定为‘五四时代’。”（《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69页）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却并不意味着关于“五四时代”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尽管涉及“五四”的历史叙述以及专题研究堪称是汗牛充栋，尤其关于“五四”的回忆更是车载斗量，但真实而鲜活的“五四”却似乎越来越隐没在历史的暗夜中。美国学者舒衡哲即认为，“五四的回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陈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以后更是如此。”（1页）而纵观八十多年的“五四”叙述史，比“超越五四”的呼声更值得探讨的则是“神话五四”的历史面向，“五四”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其性质也一再被重估。“五四”的阐释史，即是一个不断按“社会历史的需要”被重新加以阐释，赋予它更新更丰富意义的历史。但是，与此相伴的则是“五四”越来越被抽象化，越来越成为日渐远去的历史符号。陈平原在书中引用孙伏园五十年代的话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除了对历史的自然的“淡忘”以及有目的有选择性的遗忘之外，把历史抽象化，空余所谓历史的意义，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扼杀历史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通过触摸历史重建“五四”，既是一次富含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实践，也蕴藏了历史工作者重建历史叙述、拯救民族记忆的终极情怀。　

　　这部新著之所以勾勒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五四”历史面貌，展示了“五四”掩映在宏大历史叙述表象以及“琐琐碎碎的描述”背后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为我们尚不确知的“五四”时期历史运作本身的精微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回到现场”去“触摸历史”的学术构想。“所谓的‘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其中，我最关注的是历史细节在“重建现场”过程中的结构性功能，“历史细节”由此负载了呈现历史的鲜活性的历史本体论价值。赵园先生曾说：“我痛感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细节的缺乏，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当然更缺少对于细节的意义发现。”这段表述其实暗含着对粗线条历史研究的疑虑以及研究者历史观的潜在的转变，即从关注宏大历史向微观细部的“具体史”的转型。这并不意味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忽视或者对历史“意义”的轻慢，而是试图通过对原初历史细节的发现与钩沉去探究历史“意义”，在重建鲜活的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使所谓的“意义”在细节中得以真正彰显。　
　　陈平原对“五四”叙述的重建，也并非追求颠覆已往的主流历史叙述，而恰恰是通过对细节的钩沉与重新梳理，回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现场，实现对那一天的忠实记录与再现。本书的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即体现了还原历史场景的原生态的叙述品质，最能体现作者“借助细节，重建现场”的方法。　
　　作者之所以把自己的“五四”故事称为“另类叙述”，是因为与惯常研究中的长时段考察、全景透视与理性分析相比，作者更“希望拾遗补缺，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12页）譬如作者关于五月四日那一天的叙述，竟是从“花开春日”这一“不受时人和史家的关注”的时令与天气的视角谈起的。尽管“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因此，“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为了钩沉“五四”那天的天气状况，作者先是引证了《晨报》在次日关于五四运动的现场报道，然后依据鲁迅的日记“大致复原一九一九年五月初的天气”，进而又以“五四”当天被捕学生杨振声以及作家冰心和王统照后来的追忆中触及的天气细节进行补充。最饶有趣味的，是作者翻检北平中央公园事务所出版的“本园花信表”，考证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该公园从紫丁香一直到玫瑰十几种花木的花期，从而大体复原了“五四”这一天“花开春日”的经典化历史瞬间。这种具体而微的视角和细致入微的考证，的确称得上是“另类”叙述。　
　　叙述之所以“另类”，还表现在作者对“私人”与“感性”的侧重。我们于是看到了关于“五四”那一天的诸多作家的“个人化的叙述”：　
　　至于“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诸如此类生动有趣的细节，在为“五四”那天的游行提供证词的同时，也在引导我们进入“观察者”的位置。这些注重细节的追忆，对于帮助我们“触摸历史”，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40页）　
　　借助于这些个体叙述，作者企望不仅仅把“五四”作为政治、文化符号来表彰或使用，而是顾及到“血肉之躯”本身的喜怒哀乐。而对“私人记忆”的引入，目的是突破固定的理论框架，呈现更加纷纭复杂的“五四”图景。这里面体现出的是历史叙述的个体性和具体性，其中个体感性的介入保持了历史叙述的鲜活性，使人感受到的是历史中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存在，历史与个体生命由此发生了真切的关联。作者对作家感性记忆的处理，使人联想到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话：“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回忆与生命之本真息息相关，而历史叙述则同样事关我们当下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形态。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称“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　
　　然而在重建“五四”这个课题上，作者面对的已不是细节的匮乏问题，恰恰相反，他面对的是关于“五四”的高密度的细节回忆。作者称自己的“五四”叙事提供的是一“开放性的文本”，正是因为“听学者们如数家珍，娓娓而谈，不只告诉你哪些历史疑案已经揭开，而且坦承好多细节众说纷纭，暂时难辨真伪。提供如此‘开放性的文本’，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对风光无限的‘回忆史’既欣赏，又质疑”。譬如第一章援引了诸多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当事人的回忆，揭示出即使在“何人冒险破窗”与“何以放火烧房”这两个关键性情节上，竟然也是言人人殊遽难定论。由此，对回忆录一类的历史描述中细节的甄别，自是陈平原“触摸历史”进而重建“五四”叙述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甄别细节的过程也构成了重建历史的重要步骤。　
　　这关涉着“五四的回忆史”隐含的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当事人的‘回忆’日渐清晰，而且‘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的大胆介入，势必使其中一些关于“五四”的回忆上升为创作，进而升格为虚构。不妨说这是西方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一派注重历史叙述中的文学性和虚构性的史学理论在“五四的回忆史”中一次具有群体性的实践。　
　　我由此揣测：作者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新触摸“五四”历史，一个基本动机或许正是对回忆录一类的历史“描述”缺乏信任。在作者看来，回忆录往往是可疑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来说，“追忆逝水年华”时所面临的陷阱，其实不是“遗忘”，而是“创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极高，大量情节“众所周知”，回忆者于是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追忆、一遍遍的复述、一回回的修订，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联翩，继而移步变形，最终连作者自己也都坚信不疑。面对大量此类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丢弃了太可惜，引录呢，又不可靠。能考订清楚，那再好不过；可问题在于，有些重要细节，根本就无法复原。“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　
　　作者之所以称自己的“五四”叙事提供的是一“开放性的文本”，正基于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的判断。当事人在后来对历史的叙述与回忆，即使不受制于记忆力的影响，也无法不受制于当下的时尚、政治风向以及学术评价的潜在制约，于是回忆录中难免回忆者当下的喜好、臧否、认知、价值倾向的介入。同时事后的追溯中具有一种堪称是本体性的“回溯性差异”，这种差异即是当下与过去的时空跨度带来的逆差，从而使回忆者产生出一种历史是向今天的我走来的幻觉，流行于今日中国文坛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具此种幻觉。这就是回忆本身的带有本体特征的复杂性，回忆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