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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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流行于今日中国文坛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具此种幻觉。这就是回忆本身的带有本体特征的复杂性，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同时又是基于当下的“建构”。而正是基于对人类记忆与回忆之本质的自觉体认，使陈平原对“五四”的历史重建首先建立在一种反思性的前提与基础上。　
　　历史叙述不啻与历史和先人对话，这固然要求对话者本身的能力与资格，但有时机缘遇合也是重要的。当历史机缘不期而至时，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瞬间的研究者才不会与机缘擦肩而过。正像孙歌翻译本雅明的一段话所说：“过去的真正形象，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于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因为，面对着过去的一次性形象的，是现在；只要现在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形象就很容易消失于现在的每一瞬间。”（《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289页）《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第五章《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与第六章《写在“新文化”边上——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似乎在为本雅明的论断做有趣的注脚。这两章处理的诸多个案有一部分正源于机缘巧合。例如当年胡适删改《尝试集》的底本以及鲁迅和周作人为胡适删诗的史料的新近获得，以及北大图书馆聘请作者前去鉴定，就直接促成了“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一文章的问世。又如作者在国外访学对老北大讲义的发现以及对傅斯年批注章太炎《国故论衡》考证，都有一定的机缘巧合成分。但是对这些新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则表现出作者把握进入历史瞬间的学力和洞察力。有时参悟历史也需要某种顿悟的功夫，如作者叙述自己在即将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的《国故论衡》还回去的一刹那间，突然醒悟到书中的批注者乃傅斯年，由此方有作者对傅斯年传记研究方面较为薄弱的“傅斯年前史”的建构，“最后思路陡然一转，变成追问傅斯年为何将此藏书遗留在伦敦，此举有无象征意义”，如此峰回路转，一波三折，的确像作者所说的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侦探小说。　
　　这些“旧纸堆”中的资料考证与个案研究使五四文化格局获得了新视野：“所有这些‘旧纸堆里的新发现’，都部分颠覆或修正了我们原先的文学史／文化史想象。”（265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触摸历史”的另外两个面向：即“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如在《学问该如何表述》这一章，作者通过对章太炎的白话文真伪的详实考辨，展开了对述学文体的思考，进而则想象章太炎白话文这类论学文章所开启的有可能是五四白话文产生与演进的不同于胡适《逼上梁山》等传统论述的另一个线索，堪称所谋者大。而通过周氏兄弟为胡适删诗的史实，作者考证了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操作过程，并论证了《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维度冲突与对话的产物。作者实践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具有方法论特征的思路，即“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5页）。从细节、文本和个案的小处入手，获得的则是崭新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叙事，是对历史新的线索的重新勾勒。而本书中诸多个案和具体议题看似独立，彼此间却暗自呼应对话，总体上建构了新的“五四”面貌，编织了新的历史想象和宏大图景。这依旧是“回到现场”，不过是有别于“五四”那一天的有形现场的一种无形“场域”，如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以及思想、制度、政治、文化的诸种场域。在我看来，作者对无形的场域的重建更见功力。　
　　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忘却了年鉴学派也是具有“长时段”和“总体史”眼光的。陈平原的“长时段”体现在晚清与“五四”的全盘视野，“总体史”则体现在为“五四”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增添新的想象空间。在这种总体史和长时段视野中，所有的历史细节都被重新点燃与照亮了。　
　　我这里运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视野解读陈平原“触摸历史”的方法论，而作者本人却称“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即钱钟书与金克木在“边”上做文章的思路以及陈寅恪的“对古人的同情与体贴”的态度。作者更强调传统史学对自己的影响，也许不是因为所谓“影响的焦虑”在发生作用，而是体现出作者一种亲近传统的姿态。“同情与体贴”中蕴含的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尊重，以及对历史所抱有的一份情感和体认，更是传统治学的境界和长处。但我的一丝困惑在于，对“同情与体贴”的侧重会不会导致放松对古人的要求？譬如我认为陈平原先生在论述《尝试集》时，对什么是“经典”的界定或许有些宽松。自然，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胡适的《尝试集》有着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是换一种审美的尺度，《尝试集》的经典地位就岌岌可危。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性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诸如考察唐诗宋词那种更长的历史时段和时间距离？抑或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于京北育新花园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32。00元）
　　　　　　　　　　　　　　　　　　　　　　　　　　　　　　　　　　　　　　　　　　　　　　　　　　　　　　　　　　　　　　　　　　　　　　　　　　　　　　　　　返回目录巴金：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历史
　　　　　　　　　　　　　　　　　　　　　　　　　　　　　　　　　　　　　　　　　　　　　　　　　　　　□胡景敏《读书》2006年第1期
　
　　　巴金先生的离去确实可以称得上当今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大众传媒以它特有的敏感为其定性：“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辞世使这一时段的文学真正成为历史，接下来，合逻辑的推导应该是：巴金的文学史地位从此可以有一个最后的论定。但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答案也不是一个“人民作家”的称号、一个“文学大师”的头衔、一个“文学史座次”的排定那么显而易见。《随想录》引发的轰动效应消退后，疾病缠身的巴金逐渐被社会淡忘了；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又猛然记起他，感到他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又无法说清楚；同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有其文学史意义，但仍要追问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才更合适呢；大众传媒的说法也在遭遇这样的尴尬：巴金真的结束了一个时代吗？他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该不该结束呢？　

　　实际上，伴随一个作家的去世，对他历史地位的论定才真正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论”，我以为作家生前引发的只可能是短时段的轰动，而在其身后才是较长时段的对其历史意义的释放、发现过程。但是这种对作家历史地位的身后论定与作家生前的自我期待往往存在着错位，错位的程度取决于作家的自我期待与阐释者所处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文化巨人不会不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只不过存在有否表白或表白隐显的差别。当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完成后，曾向部分作家征求意见，郭沫若就在回信中坦诚地说：书稿对他的评价低了（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266页）。在《随想录》第五十六则《“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巴金也曾写道：“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这句话首先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责任意识，也就是写作要对历史负责；其次是考虑自己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当然作品是作家进入历史的通道，所以它所强调的也是作者对作品历史定位的重视。巴金对自己进入历史方式的选择集中体现在他对《随想录》的自我期待中。　

　　巴金提笔写作《随想录》源于偶然机缘的触发，但是当他进入写作过程后，他很快意识到这种随时随地随想的随意书写的局限，首先，他的生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老和死亡，他感到来日无多，与其为零碎散漫的写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拼尽最后一口气完成一部写作生涯的压卷作；其次，紧相伴随的疾病和死亡对巴金的身心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如上文所述，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后人如何评说成为他无法回避、念念在兹而且是极为紧迫的问题。再次，如果把一九四九年前巴金的人生和写作道路比喻为“正数”，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的人生和写作道路都该是“负数”；当他回望过去，清算“人生总账”时，后一时段的“负数”人生是无法一笔勾销的，他要为之做出解释、说明和补偿。缘此，在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时，巴金就打破了初动笔时有感想无计划的原则，变无意识书写为有意识建构，他要让《随想录》进入历史进程，把它“经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我拈出“经营”一词来描述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非在贬抑作者，相反，其中内涵的是他的写作策略和伟大智慧。　

　　巴金的“经营”首先是对文本内容的精心结构，选择某一话题即做深入挖掘，数篇随想围绕一个话题展开，形成话题系列，如真话系列、探索系列、怀人系列、创作自由系列、知识分子系列、病中系列、端端系列、小骗子系列等等。其次，这些话题所谈内容几乎全部背靠“文革”，以之为背景；面向当下，直击时潮的敏感神经。现在看来很多已成常识的议论在当时可能就是禁忌，但是，面对当时的语境，巴金总是尽可能地冲破禁忌，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持续不断的方式言说真理，虽然是“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但他既保证了说话的机会不被剥夺又对时代思潮产生有益的突破和推动。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巴金对《随想录》文本本身的经营，也就是他对《随想录》自说自话式的自我叙述。在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以序跋、创作回忆等方式谈论自己作品最多的一个，而他对《随想录》的谈论在其所有作品中又是最多的。我认为，巴金晚年已经把《随想录》视为自己进入历史的通行证，他在对这一文本的自我叙述中传达出为之做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　

　　巴金在许多文本中涉及对《随想录》的自我定位：一、“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一九七九年二月）；二、“《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一九八○年十月）；四、“我称它们为‘（讲）真话的书’”（一九八○年十月）；五、“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一九八七年六月）；六、“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是我的‘忏悔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七、“《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一九九三年一月）。以上七个方面按先后顺序排列，时间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跨越写作中和写作完成后的一个较长时段，这些说法在内涵上或有部分重叠，时间上也不宜严格以先后论，但它们都从某一角度对《随想录》做了概括，并且几乎每一说法都经过了由提出到反复申说、日渐完善的过程。我想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是：一、用“《随想录》是……”“我把它看作（称为）……”这种类似广告词的简洁句式向读者传达某种单纯的理念，以引发思考；二、强调文本意蕴的多样和丰富，为公众和批评者解读提供基础，避免可能的误读；三、自明心迹，总结一生，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四、主动参与《随想录》的经典化过程，也可以说巴金在对《随想录》自我经典化，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