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奶奶的事，听说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奶奶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
　　长乐路上有一辆白色的进口汽车，向锦江饭店方向慢慢开过去，小心翼翼的，不知所措地混在车流和人流里，象一条在泥潭里苟且偷生的海豚鱼一样。
　　维尼叔叔身上有种外国香皂的味道从他的领子口里钻出来，让范妮闻到了，维尼叔叔总是让叔公带着到华侨商店去买小东西，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香港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洗澡了。维尼叔叔的讲究，对漂亮东西控制不住的喜欢之情，总是让范妮想起贝贝，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对于玻璃窗外面混乱的马路，有小格子钢窗的尖顶房子，关于贝贝的回忆，维尼叔叔身上的味道，以及国产咖啡在上海阴雨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闷人的香气，范妮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站在暗处，对自己说，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了。
　　签证出来以后，范妮一家传着看她那本加上了美国签证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心里总是不够确定似的。爸爸妈妈从新疆坐一天一夜马车，三天三夜汽车，四天三夜火车回到上海，他们两个人还浑身散发着火车上的臭味，第一件事情，就要范妮的护照看。手里握着范妮的护照，爸爸的眼睛就红了。妈妈一看爸爸的眼睛，就哭了：“我们家到底也有今天。”范妮站在边上，心里难过，可是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当时简妮也站在旁边，大瞪着两眼，同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把范妮的护照合上，交还给爷爷，看着爷爷拿去锁在家里放钱的抽屉里，又看着爷爷把钥匙收好。
　　那些日子，范妮到处去亲戚家告别，由维尼叔叔出面，在家里为范妮开了告别舞会。
　　最早出国的人，好象是80年左右。他们去公安局申请出国用的私人护照，就象真的要叛国一样心虚。那些人好象做贼似的，偷偷地走掉，不敢声张，怕在最后时刻被派出所拦下来。赶去与他们告别的人，也都一离开房间，就紧闭上嘴，不敢有一点点喧哗。维尼叔叔形容说，越狱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但他马上遭到了爷爷的白眼。
　　一年又一年，范妮和维尼叔叔的朋友，家里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一个一个地离开中国了，千奇百怪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海外亲戚，那些本来被隐瞒得好好的海外亲人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连家里那些姨太太家的孩子，也当成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担保了。出国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居然也是申请护照的理由。那些实在找不到海外关系的，真的急了眼，到希尔顿门口去搭识外国人，也真的有人因此而找到了担保，出了国。去的国家，也是奇出怪样，美国，日本，欧洲都不算，还有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也有南非，埃及，马耳他，甚至洪都拉斯和冰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去的。只要是离开中国就可以。那些人，都是当年誓死也不离开上海的，现在离开中国却是义无返顾，将家里的家具都处理了，房子也转租给别人。一个个偷偷出国的人，最后形成了煌煌大军，有一本私人护照，终于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告别，变成了一次次饭局，一次次家庭舞会，难得范妮去城隍庙买东西，看到做工好的中国乡土产品，就随手买来收着，到又有朋友出国时，可以拿去送行。能出国的人，越来越让人羡慕，就是得到了外国的邀请信，有资格去申请护照的人，脸上都有了骄傲的样子。那时候，电影院里面放了一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叫《胜利大逃亡》。马上，上海人都觉得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门前，也可以拍一部上海版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奶奶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上和他们王家有生意上，亲属联系的人，当年都是有千军万马在外国的家族，后来也和他们一样被自己那复杂的海外关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海外关系，可以帮助他们离开上海。范妮发现，他们看她的样子，象牢里的人看着天上的鸟一样。范妮于是猜想，大概从前自己看别人，也是一样。真正到了发急的时候，就像美国罐头的姐姐那样，找到一个烂水手，也要嫁到外国去。那种在渴望逃亡中煎熬的眼神，范妮实在太理解了。
　　签证下来的日子里，范妮时时在心里劝自己相信，自己是真的就要到纽约去了，去祖上和洋人做生意发家的国家，去爷爷和叔公从前留学的地方，去现在婶婆仍旧住的地方，去传说中奶奶隐名埋姓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如今，她是真的要去纽约，当一个真正的外国人。范妮每天都劝自己相信这一点，可是总是象做梦一样，怎么也不能相信。看了自己护照上的签证，看了写着自己名字，目的地是纽约JFK的飞机票，还有曼哈顿岛上的语言学校入学通知书，还是不能真正相信。
　　如今，还有最后一晚上，终于是要离开这里去美国了。自己也会像那些离开的人一样，一去不回头，毅然决然，音讯全无，连衣锦还乡都不要了，只求自己在美国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
　　“坐楼上还是楼下？楼上是有台布的，豪华点。楼下么，就实惠点，自家人来吃饭，将楼下的桌子拼起来，也蛮好。”胖胖的女跑堂招呼着这家人，维尼叔叔常到红房子西餐馆吃大菜，跑堂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用自家人的语气商量着说话。
　　维尼叔叔用手揽过范妮的肩膀，对女跑堂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家范妮明天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家里人最后聚聚。”
　　“告别宴会啊，”女跑堂看了看范妮，范妮对她突然笑了笑。范妮也可以算是个白净的上海女孩子，头小，高鼻子，带着一点宁波相，但她一笑，脸上那种带着点孤僻的清秀样子就被她的笑打乱，她笑得很用力，一双眼睛大睁着，带着紧张，一点也没有清秀女孩子应该有的甜。女跑堂也对范妮客气地笑笑，她并不喜欢这样就是不说话，也一副小姐相的女孩子，于是女跑堂收回眼光，说，“那么，总归要上楼去。”
　　女跑堂说着，自己就先上了楼梯。红房子的楼梯又小又窄，是木头的，踏上去吱吱嘎嘎地响。
　　高大的叔公一个人就把楼梯塞得满满的，虽然他已经衰老，但走路的样子仍旧不肯示老。他的呼吸像老人那样，是粗重的，带着咝咝的不畅通的声音，但他还是努力收着自己的肚子，腰背都是笔直的，保持着一生都常常运动，又谙风情的男人的样子。他将一条真丝的小方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