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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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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没有人见过这把左轮手枪吗？（对一个记者）看来好象是不允许一个法国公民保护他的同伴在一个工厂门前不被武装警察杀害，也不允许他尝试找到这一罪恶的根源。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情况就十分可悲了：一个暴力的浪潮将发展下去，会在某一时刻会爆炸。我们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
一个记者：您认为必须把自己的这一调查进行到底吗？您对当局没有任何信任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
2月28日，萨特参加了抗议奥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动。走上巴黎街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有20万人之多，这是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左派组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萨特虽然腿部有病，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坚持参加奥弗奈伊的葬礼。
1974年年底，萨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时，他干了一件在欧洲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又一次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
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1974年3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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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克罗桑特同萨特比较熟悉了，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情况。萨特同意了，于11月初向西德当局提出要求，被拒绝。不久巴迪尔的一个同志豪格尔•；明斯在关押中因绝食而死，这更加增强了萨特去德国的决心。他在《解放报》上发表一封信，抗议西德当局的拒绝。他还接受了西德《明镜》周刊的采访，详细谈了对这事的态度。
萨特谈到，他之所以要访问巴迪尔，是因为巴迪尔属于国际左派；其行动也许不一定是，但其原则是的。他想直接对巴迪尔及其同志的被监禁情况有所了解。
萨特明确表示，他对赤军派杀害柏林法官德伦克曼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武装斗争，但革命行动并不总是等同于武装斗争，它有多种形式。在法国、西德这样的国家，采用所谓“城市游击战”的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反对西德当局在赤军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辩护律师自由接触的做法，认为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继续利用自己名声的特权来达到他访问巴迪尔的目的。在发表这个谈话两天后，萨特获得西德当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监狱，同巴迪尔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陪同前往有巴迪尔的律师。同一天萨特在德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行动委员会。几天后在巴黎他又举行了同样主题的记者招待会。
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1968年5月风暴以后，虽然萨特对于古典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当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抗议书上签名时，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且范围十分广泛。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以新知识分子的形象来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无法完全超越这一角色。这一矛盾冲突特别明显地表现他写福搂拜传一书中。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1）
1968年以来，萨特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同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写作活动，他一直在改写关于福楼拜的长篇传记。1970年10月8日，他终于把福楼拜传第一、二卷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书定名为《家庭的白痴》。
1971年4月，萨特度完复活节假回巴黎时，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的清样，大约2000个印刷页。这给萨特的快乐就像当年《恶心》的出版一样。他立即急切而欢愉地翻了起来。
这一年暑期在罗马度假时，萨特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回巴黎后，《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已经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使他深受感动。萨特把第三卷手稿交给出版社并开始着手写第四卷。
这是萨特最后一项巨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部奇书。
萨特同福楼拜颇有渊源。他很小就在外祖父书房捧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看，虽然不能真正看懂，还是留下印象。在巴黎高师他又重读了福楼拜的作品。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在19世纪作家中，萨特不喜欢福楼拜这个人，也不喜欢福楼拜作品里的人物，因为这个作家把自己放进人物中去，而他既是一个虐待狂又是一个受虐狂；他的人物既不幸又让人反感，例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又笨又恶毒。
在德国占领时期，萨特读了福楼拜的《书信集》。虽然他仍然不喜欢这个人，但通过这些书信加深了对福楼拜小说的了解。这时他开始有一种愿望，写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书。他在《存在与虚无》关于存在的精神分析法那一节宣布了这个计划。但后来很长时间里他有许多别的东西要写，这个计划被放到一边。
1954年，萨特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同法共理论家加罗蒂有约，他们各写同一个人物福搂拜，以比较使用的方法之优劣。当时萨特已经写了不少内容，但感觉没有深度，就放了下来。在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后，虽然萨特还有别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部巨著上。以后7年时间，他关于福楼拜的书有过三、四个稿本。从1968年到1970年，他又把它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这样算来，从他开始写初稿到最后成书，前后凡17年。一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花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大篇幅立传，这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何况这个作家还是他的对立面。
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传记文学的主人公，首先因为福楼拜是一个留下了大量有关自己资料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名流。例如，他留下了10多卷通信集，每卷有600页之多。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此外还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和证件材料。这些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完全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于一个传记作家非常重要。例如，福楼拜一天要给几个人写信，其中有着微小而很有意思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对他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福楼拜代表了萨特在文学上的对立面，一种他不喜欢的完全解脱的思想类型，而这反倒成了萨特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动力。萨特常常问自己：“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魅力搞清楚，这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萨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但他在小说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而福楼拜却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萨特只能选择后者。福楼拜描写了自己人物的内心，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讲述了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描写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人可比的。逐渐地，在研究过程中，萨特对他的反感消除了。作为个体他仍然不喜欢福楼拜，但他同情这个生活中的完全失败者和文学中的巨大成功者，因为这个人为此深受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萨特对福楼拜达到深层次的了解。
“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整本书，现在他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福楼拜的特点是，与其他人相比，他愿意完全成为想象的人，他给予想象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现实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过探究福楼拜及其作品，萨特可以更好地发挥他关于想象的思想。自30年代以来，萨特关于想象的思想基本没变，只是现在他觉得要用更实在的观点来修正它。因此可以说，《家庭的白痴》是70年代的《想象》。
另外，萨特对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很感兴趣。他想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1848年，爱幻想的资产阶级想象中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通过福楼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萨特写《家庭的白痴》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
同萨特另外两部主要传记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痴》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
《圣．热内》应该是萨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彻地阐释了萨特的自由观念。但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他对热内境况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热内是一个孤儿，被送到一个农家，而他一无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个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热内，一个弃儿，在孤儿院，这都体现了20世纪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点没有在《圣热内》中充分表达出来。
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热内是一个活人，要对一个正活着的人进行充分的总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既遵循年代顺序，同时也要采用以未来说明过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的总体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当时萨特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成熟，这也影响他对热内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痴》在研究福楼拜这个个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表现让读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阐明了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之间的遭遇冲突，说明在一定的时刻，一个个体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况中，通过家庭，可以完成历史的任务。
萨特的自传《词语》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与《家庭的白痴》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萨特说，如果他不写《家庭的白痴》，他就不可能在《词语》中谈他要谈的东西。他开始写和后来重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2）
但他写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在对福楼拜的研究中，萨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让自己的好恶态度影响对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这一点。而在《词语》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情感同化，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和价值判断。所以萨特说，《词语》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地反映他自己。《词语》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这两者相同的是，它们的关注中心都是一个作家的神经官能症，或者说，一个人是如何因其神经官能症而成为作家的。不过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共通和相互启发的地方。
《家庭的白痴》在给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再现真实性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总体化”。
我们关于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福楼拜生于1821年”。这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只要通过官方文件就可以证实它。另一种是例如福楼拜在给情妇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话“艺术使我恐惧”。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不能随意判断它就是真实的从而给这句话一种意义，除非我们能首先确定福楼拜一般来说和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来说是真诚的。因此，这句话只有放在一个总体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又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并且创造这个总体。这种总体化的思想也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精髓。
萨特在对个体的人的研究中还紧紧抓住了“体验”这个观念，它的重要性就像他的早期著作中的“意识”这个概念。个体的生活体验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它是一个精神生活辩证过程的总体，这个过程对其自身来说是不分明的，因为它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总体化，从而必定是一种不能认识到自身是什么的总体化。在多数情况下，对于生活体验的理解是很难得到确切的描述的。
萨特经常说，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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