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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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书。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

（一）强调精神摄养

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降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的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了只有进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

（二）主张饮食调养

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著《饮食须知》等，又都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

（三）提倡顺时奉养

《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大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著《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都有所阐发和发挥。

（四）重视起居护养

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五）注意药物扶持

老年人气色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象对待年青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反而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

三、食养方法的丰富

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饮食保健，因为这是防病治病、健体延年的基础。在宋元时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不仅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显著的成就。

（一）四时五味养脏法

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

了：“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的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气有所伤代。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可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互为发明、相得益彰。

（二）食养食疗的新进展

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降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四、“金元四民”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

（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

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

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补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丹溪力倡“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著，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著，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

第五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于中有的弃士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著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著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