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作家大比拼-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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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风雨……之所以这么假设，因为你已经是这个学校的名人，也是一个话题人物。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郭敬明：我想不会。我自认我的品行和为人处事都没有问题。我对朋友都很好，和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在学校里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名人，他们也从来不觉得是和名人在一起。大家彼此都很真诚。也只有在我要去签名售书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郭敬明是名人。我想我还是个比较低调的人，我始终在追求一种平凡的生活。比如我上课的时候会悄悄找一个座位坐下，下课后很快离开。我也不太会拒绝别人，比如出版社要我签售我就去，读者要我签名我就签。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有礼貌有涵养。很多时候自己压抑一些，让别人快乐一些，这在我和朋友的相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记者：你对同是名人的韩寒怎么看？　　郭敬明：我觉得挺好的。每个人都会选择各自的生活。我觉得如果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快乐的，那也无可厚非。就好像他选择不上大学我选择念大学一样。也许他觉得社会让他学到更多东西让他更自由，而我觉得大学让我更自由或者学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我想这和个人的选择和价值观有关系，不能说哪个选择好哪个选择坏。比如我做医生你做律师，你无法评价谁对谁错。再比如有的人一辈子拍非主流的电影，搞地下乐队和摇滚乐等，而有的人拍一些商业片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些导演追求视觉，有些导演追求票房，你一样无法评价。我想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只要觉得这是自己的理想，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记者：聊了这么久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给你张我的名片吧。　　郭敬明：（观察许久）对不起，这个字……怎么念？　　记者：哈哈，你也被考倒了……　　郭敬明：念mi？　　记者：聪明！　　郭敬明：我看到后面的拼音了。（笑）　　记者：采访就到这儿吧，对了，你的帽子挺好看的。　　郭敬明：谢谢。（笑）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1）（图）

　　　　

　　　　——张悦然访谈　　张悦然，女，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新概念作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当年考入山东大学，后考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张悦然从14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萌芽》、《芙蓉》、《特区文学》、《青年思想家》等报刊上发表许多小说和散文。2002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2003年8月在新加坡获得第五屆“新加坡最高文学奖”第二名，2003年10月获得《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奖赛”二等奖。2003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张悦然的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　　记者：“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好像你最近常改名字。　　张悦然：通常msn上的名字我不喜欢改，但最近受了刺激，不正常了。并不是因为喜欢那本叫做《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书。　　记者：对写作者来说，受刺激往往和某些好事联系在一起，不知你是受了什么刺激？　　张悦然：我刚结束了长篇，前几个夜晚，我的写作速度是一个晚上一万字。一个人如果连续几天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写一万个字以上，几天之后就变得不正常了。　　记者：为什么如此拼命，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写完呢？　　张悦然：因为我觉得半年过去了，我什么都没写，什么都没干，像个白痴。尽管半年里认识了你们，黑锅里的这些好朋友，认识了现在的BF，但这些都不是我独立完成的事。我独立完成了什么呢？没有任何事情，只写了一个短篇。所以我愤怒了！于是决定完成这个从5月份一直拖到现在得长篇……就是这样，我本就不是个正常的女人。　　记者：嗯，黑夜很容易让人陷入癫狂状态。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吗？你刚才说一天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在干什么呢？　　张悦然：白天也写，外加还去上课，因为我们要复习考试了。　　记者：我记得你学的是IT。　　张悦然：（苦笑）是啊，一个准女IT人员和一个准女作家的结合体。　　记者：这个作为书籍的宣传语挺好的。现在有小孩子勉强考进大学就自称全才了，相比之下你的描述更有吸引力，也更符合事实。　　张悦然：听上去是不错。但我觉得我比一般的女子累，这并非标榜我的精力十足，而是没有力气了。觉得自己太辛苦了，以至于什么都不能再争取了。我写得太快了，把自己写病了。BF亦觉得我生活里能分给他得时间太少了。　　记者：访谈这样的俗事，大概也是打扰你感情生活的原因之一。　　张悦然：不，他太轻闲了，无法理解我的繁忙。他每时每刻都在线，如果我不能冷落他一会儿，我们根本无法做访谈。　　记者：也许我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听说你有个每时每刻都在线的男友，使得你永远处在忙碌的状态，这是真的吗？”　　张悦然：哈哈。男友自称是个大超人，能知道我在背后说他坏话，所以有关他的问题我一般都回避。　　记者：如果要用比例来做个划分，你觉得自己的精力有多少用在写作（及其相关）上，有多少用在IT上，还有多少用在男友上呢？　　张悦然：4∶2∶4吧。我想是这样的，我已经不大算做IT了，但是它们还在劳累我的身体和头脑，所以我不大快乐。　　记者：嗯，一般碰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说“被学习迫害了”。最近好像流行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很多人都退学了，你知道的，比如蒋峰。对这问题你怎么看？　　张悦然：你说为了写作而退学吗？我非常理解他们。我相信都是万不得已。我也相信他们对文学的热忱。　　记者：但你自己不会这么选择，是否尽管很累，也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生活？　　张悦然：并非如此。我只是觉得，现在并不是非得这样。非得这样除非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我负荷不起了；第二是文学给了我足够丰富的，让我心甘情愿的放弃——现在看来，都还没有。其实我常常羡慕苏德和周嘉宁那样的的生活。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2）（图）

　　　　记者：读文科的生活？　　张悦然：嗯。我觉得空闲是件非常可贵的事情。但我却没有去读中文，你知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是中文系毕业，他留校，成为博士生导师，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可贵。他告诉我没意思，他自己后来也做了别的。而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长大，看到中文系的人真的是格外有心机，钩心斗角，职称什么的……我就不想走这样的路，想学科学……你不要笑，这想法很真实，不骗人。但是后来我还是回到了写作这条路上。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就是爱这行。逃不开，宿命啊。　　记者：你提到宿命，也许对这个词，一个教徒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吧？　　张悦然：嗯，很相信。我最近特别喜欢传道书，读了很多遍，也在我的长篇小说中提到。传道书是圣经中新约的一章，比较耐读的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多好的话啊。　　记者：上次在上海，和你匆匆讨论了一点神学。现在有关信仰，你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张悦然：我还是很悲观的，这个一直没有协调好。我还是没有被带动的高昂起来。所以，我并不是完全的信徒，或者，并不是灵命高的信徒。　　记者：难道信徒要求很高昂地生活吗？　　张悦然：要积极。绝对要积极。我见过的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积极的。　　记者：积极地什么？　　张悦然：积极地要求自己，积极地对待生活。比如，他们早上要是迟到了，他们竟然祈祷，虔诚地祈祷，让上帝来改变他们。而他们自己亦做很大的努力去配合。总之他们不断检查自己的陋习，不断改正，所以他们中很多人非常的优秀。　　记者：听上去像是些Pladin。你和他们很熟悉吗？　　张悦然：很熟，每周见。但我还是不能变成他们那样。我觉得迟到是自己的事，不会为此祈祷。我还是把自己和神分开得很清楚，这在有些人看来不好。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人真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不同。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好，觉得幸福。　　记者：“兔子富了”。你又换了一个ID？　　张悦然：是啊。LUIS说我老不换ID很无趣。而我又不喜欢“兔子回来了”这个名字，所以直接跳到了第三个。（指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第三部。）　　记者：厄普代克对你的影响大吗？　　张悦然：不大，我觉得他的兔子四部曲比较好玩。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者，我想想，应该有海明威，还有中国的林白。　　海明威是那种很容易成为偶像的作家。非常硬汉的感觉，小说里又有种很残酷的东西，让人觉得像中国古代慷慨激昂的英雄。　　林白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女作家。我觉得自己是对小说语言的诗性化比较在乎的人，也许是因为林白早年写诗的原因，她的语言比较诗性化。我很喜欢她的短篇《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等等，好多短篇，还有最近的长篇《万物花开》。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里面的有些场景我永远都会记得。　　《万物花开》已经对我最近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　　记者：最近上海文学搞了一个新人小说奖，为此你创作了一篇参赛小说，朋友们对它的评价普遍不错，觉得你在其中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奇怪的是你最终获奖的却是另外一部作品。　　张悦然：《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是我为了这次比赛专门写的一篇。这个大约一万字的短篇是我至今耗时最长的一个短篇，大约花掉了我大半个月的所有夜晚。多数时间，我并不是在写，而是在向朋友询问，和他们探讨。有关一些描写性的场景，我在写的时候都不能一遍满意，所以中间修改多次。　　现在事隔两个月，我再回头看这个短篇的时候，觉得它并不能算非常大的转变，只是把从前某些趋势深入地走了下去，至于是对是错，暂时还无可知。我在写的时候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东西，特别骇人的那种性的表达。不过现在看来，还是过于温和了。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3）

　　　　值得一提的是，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刚读完林白的《万物花开》，里面对于性的描写和诠释是令我非常惊奇的。我想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　　记者：嗯，我注意到你再次提到了前辈作者林白，以及性。女作者刻画性的能力和特点一直是文坛中值得注意的传统，而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你也在这方面做着某种尝试。对此你能展望一下前景吗？　　张悦然：嗯，我记得王安忆曾说，中国缺乏一套描述性的语言。这句话给当时还十分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而现在在我看来，我觉得已经有太多的女作家都在探索和创新，所以虽然我对这个领域有所觊觎，但是也并没有什么非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词汇其实就那么多，而适于描绘性的词汇也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成败事实上在于怎么把它们结合。词语也许是俗气的，但是用在每个具体的场景里，加之氛围，就不会雷同了。　　记者：你的回答很严肃。但是读者在阅读女性作者的作品，尤其是与性相关的作品时，往往不会抱着特别严肃的态度。这点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由此在近年来产生了出版界过度渲染作者本人而非作品的现象。在你接受访谈的这本书里，就要求作者提供个人照片5到6张。你觉得在未来的文学发展道路上，女性作者如何在坚持自身性别特点的基础上尽量避免陷入被误读的境地呢？你自身打算如何做？　　张悦然：呃，我也曾有非常鲜明的态度——我认为女作者为了保护自己，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多地暴露自己的隐私或者写作之外的东西（包括照片）。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责任在于出版方、媒体等等，但是也和女作者本身坚持的路线有着决定性关系。现在我这样认为，一个打算走纯文学路线的女作者，她对此态度并没有必要那么敏感鲜明。照片也可以给，因为我发现当读者由衷地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甚至已经造成个人崇拜，那么他们就是想看看这位作者的样子，这非常正常（在此我要说明，曾多次见人用着同样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