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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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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末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廷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1: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连不必对地方上死人负责的高级军官尚且怕说了实话而蒙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地方官们哪里还敢奏报实情!一个县里饿死三万多人而不报告,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年,一位安徽籍的知识份子、共产党员,对他家乡巢县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概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著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著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著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读到这里,人们都会问: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
 
没有准确的数字,都说「安徽人死多了」。一九六二年初李葆华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据说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万人(当时一律将饿死称为「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安徽生活了一年半,深信这个数字不是捏造的。现以安徽东南部的滁县地区为例予以说明。
  
「一九六○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一九六一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十户,三十九人。」(注2:安徽作家张万舒著《故乡人民的笑声》第二十九、五十七页。)滁县地区北靠淮河,南近长江,东临南京,津浦、淮南两条铁路贯穿,交通方便,外逃人数比较高,但由于当局不准外出逃荒,所以能设法外逃的不应超过人口减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再考虑到外逃者有的在六一年已经回家,所以那三个县在六○年减少的人数大约是五十多万人。即使只有百分之二十死亡,也应在十万以上,平均每县三万余人。

据一位进过安徽省劳改营的人说:一九六二年初,凤阳县还要修水库。没有劳力,便把他所在的一支二百余人的犯人队伍派到该县的大小徐村。当时,那原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只剩下了两户人家,共三个成人。那二百多犯人便分住在一百多所空房里。后来,村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出了前年(即六○年)村里发生的事。全村四、五百口、饿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村长夫妇藏了一些粮食,没死也没走。她是村长的亲戚,受其照顾,也就活了下来。

那位幸存的妇人所说的饿死一半只能算是大概,平均而言,定、凤、嘉三县一九六一年统计时所减少的那四十几万人中,很可能有三分之一即十五万人饿死了。

滁县地区的自然条件属中等偏上,饿死人的情形与全省其他地区差不多。该地区另有滁县、来安、天长、全椒等县,而整个滁县地区的农村人口不到全省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这样,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全省饿死的人数当在二百五十万以上。所以说李葆华向中央报告「非正常死亡」二百万的数字应是可信的。

安徽死人问题如此严重,同该省当时出口了二十万吨粮食也许很有关系。据文革中「原省委办公厅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省委办公厅人员编写的《打倒黑霸王曾希圣》一书中说:「一九五九年冬,他(曾希圣)还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以换取外汇。」该伙人编写的另一本《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黄岩》(黄为安徽省长)也说,曾、黄两人「背著中央擅自出口粮食四亿斤,千方百计套取外汇」。

是否真的背著中央且搁一边,只说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示为多余的粮食犯愁时,曾希圣跟腔说过「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很可能他自以为粮食多得成灾,自告奋勇出口,粮食部、外贸部批准了计划。五九年全国共净出口八十三亿斤(四百一十六万吨)粮食,安徽出口四亿斤不算多。但也有可能曾、黄两人「背著中央」另外又出了四亿斤。

假如留著这四亿斤粮,全省三千多万人虽然一人只能摊到十几斤,但如果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样每人便有四十几斤。再加上原来多少还有一点,那就可以挺几个月到麦收,二百万「非正常死亡」也许可以获救。但也可能省国家粮库的粮如士兵丙所说「有的是」,并不在乎卖了这四亿斤粮,但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

当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省长黄岩作检讨,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安徽农村发生严重问题,主要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但曾希圣五九年十月下旬就离职到外地养病不在家,发生问题的责任完全由我来负。」但文革中省委办公厅揭发说,曾十二月十三日才去养病,那时问题已经发生,因此曾不能逃避责任。但是不管该谁负责,也不管问题如何严重,当时曾和黄都没有丢官。闯下如此大祸而仍能护住乌纱帽,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不能不算是个异数。

再拿一九六○年的安徽和五六年的广西作一比较。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向来是广西省粮食产量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又是丰收,只有少数地方发生了插花式的灾情」。但是从省委到平乐地委、各县县委,「不仅过高地估计了一九五五年广西省的粮食产量,看不见或低估了一九五六年春荒成灾的严重性,而且在下级干部向他们报告了产量和灾情之后,许多人还不相信」,于是「虽然有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地发放,以致轻灾变作了重灾,发生了灾民大批逃荒和死亡的现象」。从五六年一月至四月,全省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注3:见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新强日报》。)

没有资料足以说明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人的数字被缩小了。由于那时没有公共食堂及五八年那种疯狂行为,因此死人数字大大低于六○年应是事实。因为饿死了五百多人,从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副省长(代理省长)郝中士,省委书记、副省长萧一舟,到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县委书记,一批人受到撤职处分。可是到了六○年,也是头年丰收,也是粮食,有救济款而没有及时发放,而安徽一省死的人即以百万计,但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竟然一个个安然无恙,帽带儿系得牢牢的,可见中共在这「三年大跃进」蜕变、异化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中央所以未拿曾希圣、黄岩二人是问,是因为中国有「法不治众」的传统。哪个省不在饿死人?整谁去?除非中央来个「总辞职」,整个把省长实在也不公平。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担心死人的问题。他在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注4: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如今真的死人了,他自然不再提撤自己的职的事。由于需要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他当然也不愿处理那些应对死人事件承担责任的干部。

这大约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及一批受其牵连的「反对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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