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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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约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及一批受其牵连的「反对大跃进」的干部被罢了官，而祸国殃民的跃进积极份子却稳坐钓鱼船的原因。

安徽问题虽然严重，但未必全国第一。至少可以说，甘肃、河南、山东诸省的情形与安徽都不相上下。

彭德怀在庐山被打倒后，不得不就毛给他栽的「军事俱乐部的赃作澄清。他说，庐山会议之前他自国外访问回国，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严重到何等程度，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既然通渭县一处就已饿死了六千多人，所以黄克诚说的「情况严重」肯定言之不虚。

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情形。会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肃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徽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余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人们会问，当政的共产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一九三○年底，共产党员柔石被国民党抓去处死，没能眼见自己为之献身的新社会的诞生。他若能多活三十年，看到共产党执了政，竟然也有「为奴隶的母亲」，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死亡的比例还高。这个数字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披露的。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因其制造的灾过于严重，一九六二年被撤职。六五年夏天，他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一年后，文革爆发，由于他新来乍到，尚未来得及做什么事，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因此省委书记个个要打倒，唯独不打倒他，并拟定他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一定要将他揪回甘肃，因为「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结果酝酿中的江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革命干部」的代表便由张仲良换成了正在劳改扫地的彭冲。

一百三十万这个数字应是可靠的，因为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的当权派的「罪行」，材料往往是由省委、省政府内的干部提供的，而且当时未见有与造反派对立的组织出来否定这一数字。估计这是当年批判张仲良时官方估定的甘肃省死亡人数。

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曾经是一个长期为中共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者，但他在甘肃留下的却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作孽至此，即使过去功劳再大，也该如诸葛亮斩马谡一般，挥泪斩之。但中共却不按此逻辑办事。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接替张任甘肃第一书记汪锋联名写过一篇文章，说「五十年代未，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习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张仲良，他这样写道：「五十年代未，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注８：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大跃进的积极份子怎么干都行，错了作过检讨，换个地方，省委书记还可以照当。而「右倾份子」如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则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特征。（当时也抓了一些低级干部，如通渭县十七名县级干部、三十九名公社干部，因制造「非正常死亡」的罪恶过于严重而被捕入狱，但两年后又都获释，恢复了名誉和职务，好像他们什么恶事都没有做过，抓他们是冤枉了。）

与甘肃为邻的青海也是「主要负责人」（应指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而问题格外严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青海死了多少？连大概数字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将牲畜分到户，扩大社员自留地，将前任在牧区开垦的草原还牧，又大力查处干部贪污索贿的案子，终于在较短时期内煞住了人畜死亡的问题。

钱瑛有功于甘肃，王昭有功于青海，可是文革中两人均被投入监狱并死在那里，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河南，这个一九五八年创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当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五九年又减产四十多亿斤。以后因农民饥饿无力种田，第二年又大幅减产，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联想到杨献珍所说的五八年底就已经有人饿死的情况，四千万农村人口中饿死的不会少于安徽。

当时河南有几个所谓「事件」，其中「信阳事件」指的是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近百万人。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张文才说，那时「有的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信阳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于河南省上报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超出实产的一倍，于是省里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过去农民跟著干部斗地主，将地主吊起来逼他们交出埋在地下的财物，如今农民也被吊起来，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粮食。从五九年十一月（全国大饥馑的起始时间）到六○年七月之间，信阳地区在追逼粮食的过程中拘留、逮捕了一万余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注１２：苏晓康著《乌托邦祭》第三九○页。）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被悉数劫掠而去，地委第一书记又「限期消灭外流」，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了饿死一途。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事后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说，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饿死近十万。而遂平县那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总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严重的生产队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因为仅与正阳、新蔡两县相邻的息县就死绝了「包括少数外逃）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亡十万人。（注１４：见苏晓康著《乌托邦祭》。）

那时，白桦作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乡。那工人自信阳探亲回来后，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由此推断，在这「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十多个县中有百万人饿死的说法绝不夸张。

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从信阳调查后回到省会郑州，向厅长及省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赴京向中央面陈灾情，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上司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