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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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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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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壳虫的电话号码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的结尾写道：〃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话机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在犹豫是否给他在电车上邂逅的翠远打电话。
小说并没有交待宗桢到底打了这个电话没有。但是，小说结尾的这一节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意象：一只乌壳虫正从房的这一头爬向另一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就停了。等到主人公再次开灯，乌壳虫已经不见了，——它爬回到窠里去了。
这只乌壳虫，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有意义的小人物形象。我们似乎记得这样的虫子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出现过。只是张爱玲让它具体地象征了《封锁》主人公，一个试图爬出自己的窠，但是终于被灯光重新吓回窠里的人。《封锁》这个小说的名字仿佛也是一个暗示，一切都在上天的封锁之中，重新回到窠里，才是乌壳虫应当有的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封锁》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怎么展开的。在一辆因为封锁而停在路当中的电车上，外面是高声乞讨着的乞丐，里面有拎着熏鱼的丈夫和她的妻子，有正在议论同事的公事房下班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的主人公宗桢出现了，他齐齐整整地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包的人，而他的手上则抱着一只装满了热腾腾包子的报纸包。
这个人似乎是不应当有什么故事的。但是，他为了躲避和电车上另一个讨厌的人可能出现的见面，他情急之中转到了一个女性乘客的身边，这个乘客成了他的工具。
他将手插到了这个女性的身后，然后开始和她说话，竟然，她没有拒绝，进而甚至他们相爱了。在封锁的电车上，在封锁之中，他们就这样相爱了，甚至这个女性还为宗桢的一番话流出了眼泪。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刻，就在这位女性流泪的那一刻，宗桢，这个有妇之夫，我们的小人物主人公他突然害怕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一下子暴露无遗，他怯懦的人格一下子垮台了。他用哀求的语气对那位女性说，别哭了，我们电话中谈。接着，他乞求她给他留下电话号码。
现在，我们看到了乌壳虫，它开始停下它的步子了。接着那位女性终于给了他电话号码，这个时候我们想乌壳虫还是真诚的，他至少记住了这个电话号码，然而，当叫做宗桢的乌壳虫回到家里，他一边看着女儿的成绩单，一边吃着饭的时候，我们就该看到墙角边的那只乌壳虫开始退却了，到最后，乌壳虫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它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窠里。
在窠里的乌壳虫，他记住了一个电话号码754369，这个电话号码代表了他的理想，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去打这个电话。的确，乌壳虫都是些有理想的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有一大堆理想，一大堆他们不准备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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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的门》施虐与受虐
中原文化的施虐和受虐倾向在《羊的门》中反映得相当充分。一个人的人格的高大和他施虐以及受虐的能力成正比。例如，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近乎半人半神的呼天成，他在情欲上面遵循的就是施虐和受虐的路子。
他对待小雪儿以及她的母亲（请让我们忘记这个受污辱以及受损害的的女人的名字吧，她的一生太不幸了）就是这种态度。一方面对于他呼天成自身这是受虐，自我折磨，她让小雪儿的母亲脱光了衣服玉体衡呈在他的眼前，但是却并不和她做爱，他一次又一次地仿佛就要要了这个女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他没有要。他让这个女人忍受情欲的烧烤、自尊的磨蚀，他在折磨这个女人中其实已经获得了性的极致的变态的快感。但是这个受损的女人，她对这一切却并不知晓。她体验到的仅仅是呼天成不想要她而给她带来的耻辱和忧伤，她感到自卑，感到自惭形秽，她在呼天成的施虐中感到的是呼天成伟大的不为女色所动的人格。于是她爬起来，拎起了裤子，怀着对呼天成更加的崇敬的心理穿上衣服离开了，当下一次，呼天成再次重演这套把戏的时候，她再次地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她就这样被呼天成当作施虐的对象使用了一辈子，她满足了呼天成变态的性欲，而她自己却一无所获，她得到的仅仅是耻辱。
呼天成越是不要她，她就越是想要给他，以至于最终，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想她自己已经人老珠黄，她自己已经是不洁之身，那么让我的女儿小雪儿（以处女之身）继承我，去完成我的意愿。这是多么可悲的文化——它孕育了可悲的受虐狂的人格。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如果不是用呼天成这种方式对待女人，一个男人，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呼国庆和谢丽娟之间的感情纠葛。呼国庆对谢丽娟的感情是真挚的，谢丽娟对呼国庆的感情也是炽烈的，他们这种爱的关系应当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幸福生活的报偿，但是恰恰是这种常态的爱情，在中原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却是不能发芽，不能生长的，它坏导致家破人亡，甚至牢狱之灾。
这就是中原文化的要义。变态的将得到尊崇、常态的将得到唾弃。在施虐和受虐中，中原文化完成了它辉煌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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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流年》中的耳光、下跪……
司马蓝对待不服气的人，采取的最有力的征服手段是什么呢？打耳光。
打耳光和行刑室里的严刑拷打是不一样的。打耳光是一种针对人格的行为，它不是作用于你的肉体，而是作用于你的精神，它让你的精神垮台，让你的人格萎缩，它不会让你的肉体有多少忍受不了的痛苦，但是却让你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司马蓝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通耳光术的人，他从来不用什么体罚一类的惩罚手段，他所用的只是一个耳光而已，但是也就是这小小的耳光，使他在三姓村通行无阻。他用耳光征服女人，他的老婆、情人、下属村民，也用耳光征服男人，征服那些男人的懒惰、精明、怯懦、抵抗、疏离、绝望……，三姓村的人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
然而，也就是这个司马蓝，他还有另外一手杀手锏，在用耳光征服别人的同时，他还长于用下跪来征服别人。他知道，什么乞求都比不上下跪，比不上用自己的人格做代价来得份量沉重，所以，他治病需要钱，他希望他的情人出去为他卖身，这个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领着他的三个女儿到他的情人的面前跪了下来，他不仅仅用自己的人格，同时也用他的女儿的人格来赌一把，他赢了，她的情人怀着对他的爱带着他的大女儿离开了三姓村，怀着壮烈的心情蹋上了异乡卖淫的旅途。
……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它用来征服别人的两套工具。如果不不用下跪那么就大耳光，如果不能打耳光那么就下跪，这些手段都是针对着人的人格去的，它一会儿消灭你的人格，一会儿又膨胀你的人格，如果你能消灭你的人格，那么他就消灭自己的人格，反正不能同时有人格。
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是不能容许两个人格平等的对等实体进行人格对等的对话的。人格对等的实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它是在保全对方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要求对方以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为信用担保，承诺信守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保护他拥有契约所规定的利益。因而，人格对等型的人际交往，往往以保护对方的人格独立为前提，因为契约只能发生在人格对等的实体之间，没有人格的担保，信用就无法落实。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一切恰恰来得相反，我们的体制中人格的独立、自主恰恰是不被允许的。它需要的是没有人格的主体，进而是失去自尊和自我意识的主体。
消灭人们的人格好还是保护人们的人格好？和人格对等的主体交往好还是和没有人格的主体交往好？是将对方的人格消灭以后将对方当成没有自我意识的驴来使用好？还是塑造了对方的人格以后将对方当成独立自主的人来合作好？
我们的文化应当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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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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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的文化旅游
有关大雁塔，如果是 X X X 大文化散文家，他会写些什么呢？他会追溯到遥远的大雁塔还不存在的日子，对大雁塔的文化进行历史的扫视，进而，他会爬到大雁塔的顶端，不，这里不是大雁塔的顶端，而是中国文化的顶端，因为在这里，他看到的不是什么大雁塔，而是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奇迹，世界文化的痛苦与欢乐，都进入了他的脑海，他会为此掬一泡热泪。
可是，我这里，不是要谈文化散文。我这里要谈的是其实是韩东的一首有关大雁塔的诗歌。在这首诗中，韩东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韩东的意思是说，对于大雁塔，许多来到这里的人对它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一无所知也不要紧，这并不妨碍我们游览它，于是韩东让我们来到了大雁塔的顶端，四周看了一圈，然而，又让我们冷静地从它顶部下来。游览过后，我们对大雁塔依然一无所知，但是，这也不妨碍什么，并不妨碍我们离开这里，结束游览。
是的，韩东在这首诗中原谅了我们，这些凡俗的人，我们这些凡俗的人游览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感动，没有感想，我们爬到塔顶，看了一圈然后又下来，我们冷静地离开了……
做一个凡人，即使，我们在旅游，游览最有文化的东西，即使，我们爬到了大雁塔的顶端，这个常常适宜于高瞻远瞩的地方，还是让我们做一个凡人，韩东没有要我们做什么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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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的操劳
这是张爱玲笔下（《琉璃瓦》）的另一个小人物，这个姚先生有一位特别会生产的太太，而且给他生的都是女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人物常常会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命运大多和一位能生产的太太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陷入了抚育子女的无底深渊之中，因为当他竭尽全力将一个子女抚育成人之后，紧接着另一个又来了，他就这样一个子女又一个子女地抚育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琉璃瓦》的结尾写道：〃第四个女儿纤纤，还有再小一点的端端、籁籁、瑟瑟，都渐渐的长成了——一个比一个美。他太太肚子又大了起来，想必又是一个女孩子。亲戚们都说：〃来得好！姚先生明年五十大庆，正好凑一个八仙上寿！〃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
他想他活不长了。〃
这就是姚先生的悲观主义。姚先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抚育子女的任务却是无限的，此生也有涯，而子女无涯，这是一对矛盾。姚先生在力所能及地为他的那些女儿们贡献着自己的一切，但是他的那些女儿们并不能理解他，她们在和姚先生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滑行，她们无论是完全按照姚先生的设计生活，还是完全不按照姚先生的设计生活都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都让姚先生揪心。
张爱玲就是这样善于写出市民生活林林总总，有一些琐碎，有一些无奈，甚至有一些无聊，没有大起大落的生活。
同样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庐隐等生活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激情主义年代的人们，其笔下就绝少《琉璃瓦》似的小说。在激情主义的五四年代，小说和理想、信念、反抗、爱情联系起来，要么是绝然的希望，要么是绝然的绝望，市民主义的、庸常的、琐碎的东西是不容易唤起她们的写作激情的，因而，她们笔下常常不容易出现姚先生这种父亲形象，在她们的笔下，父亲的形象都是反面的，都是抵抗的对象，反对的对象，他们是压抑者、统治者……例如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中，父亲就是禁锢儿子的革命激情的凶手，是压抑儿子的死敌，这里父与子的冲突是信念和理想的根本性冲突。（自然张爱玲也写到了这种冲突，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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