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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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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曼昆的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的秘诀是：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
每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都会接到超过600份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而被接收者仅不到30名。在5％之小的获准率下，中国学生就更少了。有时一年里只有一、两个中国学生入学，甚或没有。哈佛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项目极其强调研究，学生在上完两年必修课后还需要三至四年的时间来完成研究。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专为其后进行研究而设计的。
要想在研究中获得成功，就需要一系列与在普通课堂上做一个“好学生”截然不同的技能，不能只会学习和做标准的练习题。在研究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发问，提出问题并自行解答，而教授们仅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
有个北大毕业的正在准备经济学毕业论文的三年级中国学生说：“我苦思冥想好几个月，总算有一个想法了，一见教授，三问两问就被枪毙了，还得重新来。在哈佛做毕业论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教授一点儿都不含糊。博士研究生应该对知识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原创性的！哪有那么容易！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四年才可以完成博士论文（外加两年必修课，共六年）。”
在如此紧张的学习安排和教授对原创性的苛刻要求下，学生们往往倾向于寻求捷径来完成毕业论文，并尽可能迅速得到一份好工作。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帮我们获得顶级大学的工作？”
格里高利？曼昆教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他说：“我告诉学生，对于从事研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该问的问题。他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真正喜欢研究什么？他们对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有何疑惑？什么样的课题令他们兴奋？”他将研究工作与其他职业区别开来，“做研究不像挖沟。一个人即使丝毫不曾喜欢过他的工作，也可以挖出一条很棒的沟。而相比之下，研究工作需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一定的热情。热情与创造力是携手共进的，没人能够为今后求职的需要制造出这种热情。”
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曼昆说：“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读了一本书，它展现给我幸福生活的秘诀：找到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找到愿意雇你来做这件事的人。”每当他面临下一步的选择时，总牢记这个秘诀。因此，他拒绝了大多数来自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的邀请，除非他们的选题与曼昆感兴趣并已着手的研究课题相符。“否则，我将难以愉快地写作，并且很可能写不出好文章。我搞研究的方法就是首先确定我想要思考什么，然后再看是否有人为我出版研究成果……对我来说，开始一项研究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课题是否能让我感到兴奋。”
“大多数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出于对其研究题目的着迷，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个原因，使教授这一职业的工作满意度在所有行业里名列前茅。教授们寻找到了他们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找到了为此付给他们薪酬的人——这就是大学。”
另外，曼昆鼓励学生培养广泛的兴趣，因为“提出想法是研究过程中最难、最不可控的部分，而如果你的兴趣广泛，这就会多少容易一些。”
“广泛的兴趣能带给你更多成功的机会。”他将研究者和矿工做比较，“如果一名矿工能着眼更广阔的开采场地，而非在同一地点重复劳动，他就有更大的可能发掘到金子。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题目的思考还可能引发对其他题目的想法。”
这恰为曼昆跨越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多样化的研究成果做出了注释。他强调：“这些研究并非是什么重大计划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都只去研究当时使我最感兴趣的东西。”
他当然也很清楚研究领域如此之宽的代价。“研究范围宽，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深度。我有时也担心由于涉及领域过多而使每项研究都留于肤浅。”他是如何补偿这种代价的呢？“谨慎地选择合著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并不是完全奏效的办法。”他承认，“虽然有种说法是要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一项特定研究当中，但我不会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风格。”
四 哈佛第一任女校长就职典礼见闻
哈佛371年历史上首任女校长福斯特
“一所大学更应关心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如何塑造未来”
美国231年历史中共有过43届总统，而哈佛大学在其更加漫长的371年历史上却仅有过28位校长。每一位哈佛新校长举行就职典礼时，都会通过一系列仪式展开关于哈佛过去与未来的一次深刻反思，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作为一名研究南北战争和美国西部历史的历史学家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在10月12日正式当选为这所近四百年历史的名校的第28任校长。她本人在此前的大约一个月（9月18日）刚刚度过了自己60岁生日。
福斯特目前是哈佛艺术系的林肯历史学教授，此前曾于2001年至2007年6月间任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其前身是Radcliffe College；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的首任所长。在来到拉德克里夫之前，福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为爱丁伯格（Annenberg）历史学教授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主任工作了25年。
福斯特的就职典礼在三百周年纪念剧场举行。这是一个坐落于Winder图书馆和哈佛庭院中纪念教堂之间的巨大绿色空间。每年6月，毕业典礼都会在此举行。缤纷的哈佛旗帜装点着剧场，似乎在向新校长致敬。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上千名哈佛教员、职工、学生、校友和社团成员身披雨衣齐聚这里。
来自世界各个大学的学术代表10月12日下午2点列队进场。在他们之中，有九名福斯特从小学到大学的老师。他们走上台在两边落坐。台上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三名哈佛前任校长：第25届校长博克（Derek Bok）（任期为1971年—1991年，后于2006年—2007年间为代理校长）、第26届校长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任期为1991年—2001年）以及第27届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任期是2001年—2006年）。
下午2点30分，随着大学典礼官一声令下，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教职工代表、哈佛学生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各界人士陆续发表致辞。数名音乐家在每篇致辞和祝辞间进行演奏。
随后，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仪式开始——职务徽章从三位前校长手中一一传递，然后交到福斯特手中。这已成为三百多年间哈佛历任校长的就职典礼上最闪亮的环节。所有的哈佛徽章都历史悠久，可以清晰地上溯到列文瑞特（John Leverett）校长于1708年的就职典礼，甚至更早。就职典礼的正规流程中还使用了包括钥匙、宪章、图章等在内的众多古老而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仪式的最后，福斯特校长发表了就职演说，内容与上一任校长萨默斯所做的演讲截然相反。
福斯特称，她不会列出具体的目标或规划，而是对高等教育寄以更宏大的关注。“是时候思考一下哈佛大学及其它类似机构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作用了，”她说。
2001年10月，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一系列优先发展的事项，包括加强本科教学、促使大学团体更具凝聚力以及使制度结构“以最高效率配合科学探索”。
福斯特想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不断变换的角色和下一个五年、八年甚至十年里的工作提出“原则性指南”。
“公众需要大学具备使命感，但具体该对什么负责却很模糊，”福斯特说，“这种矛盾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学院和大学几乎毫无边际的期望。”
“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福斯特认为，当下的状况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太多注意力。但是身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福斯特要将眼界超越现时。
“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大学是培养不安宁甚至叛逆文化的地方。这种属性存乎其对未来的责任感中。”她说，“知识的扩展意味着变革，但是变革往往带来不适，因为它总是同时包含着损失与收获，迷惑与发现。但是不安宁和叛逆对于思想的自由、创造和革新的自由来说是必需的。它们是塑造未来的关键。这种无限的想象力才是一所大学真正依赖的。”
一些人认为大学是劳动力的训练者，社会流动性的引擎或半政府机构，甚至还略带政治性。“那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实，一所大学更关乎如何通过学习改变人生与时代，如何将千年传统传承下去，以及如何塑造未来。”
福斯特认为，作为大学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必须使自己投身于怀疑的不安、投身于笃信为学无涯的谦卑中。”
“对于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基本认知的机构来说，要得到一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尊敬尚且十分难得，更不用说获取支持。然而，我们有义务作出表率：不仅向世人表明我们的目的并争取达成它们，同时这些宝贵的机构（即大学）也要生存下来并在新的一个世纪中成功发展。”福斯特说。■
五 成功的证明
“（对我教科书的）评判最终不是来自我本人，市场反馈才是对此类事情的最佳评判标准”
同许多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一样，曼昆无论在学术期刊领域还是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这样更为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都著述颇丰。他最有名的两部热门教材：中级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入门级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分别被翻译成15种和20种语言。其中入门级教材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已在全世界售出数百万册。
在听到“您的教科书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赞誉时，曼昆幽默作答：“这一定是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的原因了。”然而曼昆坦言，他实际上只到过一次中国，随一队经济学家访问，行程简短。“我很少做国际旅行，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呀。”他解释道。
回到曼昆的教科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一本经济学的介绍性教材呢？曼昆自1985年起作为助理教授在哈佛负责经济学原理的教学。1992年，他接受了为其课程撰写配套书籍的委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曼昆写道：“在从学校毕业多年之后，没有什么比执教原理性课程更能使一个经济学家不时想起他的领域中真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了。我们在此提炼专业积累的知识，教育我们的同胞如何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世界。”
接下来的五年中，曼昆潜心筛选要写入教材的内容，这一艰辛历程直到1997年方告完成。他在其中集结了一批卓越经济学家的观点，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曼昆的教科书与之前的入门级教材有何不同呢？首先，他通过更早引入供给、需求这对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并对其作出更充分的讨论，使得“供给－需求”这一研究工具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曼昆试图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间寻求新的平衡。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多数教材过于倾向于凯恩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份量，对形成经济状况的长期力量给予更多关注。
这意味着，在经济的实际量方面，内容更多地涵盖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市场对储蓄和投资的平衡作用，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等；而在名义量方面，对古典货币理论进行更多讨论，例如货币数量论和费雪效应（即财富效应）。
曼昆把着眼于长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放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前作介绍。用储蓄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例子，可以说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依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高的储蓄率会降低总需求，导致更低的国民收入，因而储蓄量其后就会下降；而相比之下，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更高的储蓄意味着更多投资，从而形成未来更大的资本存量以及更高的国民收入。
最后，曼昆做出很多艰难的删改，使得他的教材适合学生阅读。他不想用过多细节吓住学生，而是着重强调那些基本原理。尽管如此，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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