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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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飨珹EA Investors； Inc。的高级顾问和凯雷亚洲的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1999年，他担任台湾广播通讯董事会主席的职务（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aiwan Broadband munications）。2005年，他接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从1966年创立以来，一直通过增进民间交流的方式（Track Two Dialogue，指官方以外的交流渠道），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相信中美友好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利的。虽然这个委员会在美国税务局注册的类别是501（c）（3） 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它的董事会多数由前美国政府高官组成，包括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基辛格、前美国贸易代表（USTR） Carla Hills，前外交部部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前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 和James Sasser；也包括一些美国著名学者Nicholas Lardy （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其观点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Thomas Christensen（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Jerome Cohen（法学家、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和Kenneth Lieberthal（政治学家，其部分观点见《哈佛笔记》专栏中《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书中第256259页）。这个委员会的运作经费中除了私人基金和会员捐款，也包括美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拨款。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奥林斯多年的从商背景使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明显带有商人的烙印和商业利益，而他早年在美国外交部的工作经历也使他对政治气候相当敏感。他说，他办公室的炉火台上总放着一张12美元的旧支票。这是1979年1月19日他还在美国外交部作为法律咨询部一个年轻办事员的时候，为即将建立的台湾美国所（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在华盛顿注册，而写给华盛顿地方政府的一张支票。 当时，卡特总统为正式建立中美外交关系，面临国会的强大压力。为了回应国会议员对他“出卖台湾”的指责，外交部决定建立台湾美国所，目的是通过这个组织，保持美国与台湾的非正式外交关系。
这张支票提醒奥林斯，中美关系在过去30多年中经历的风风雨雨。这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老布什政府不得不暂时中断外交关系；1994年1995年间，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败，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不得不在是否给台湾“总统”李登辉签发美国签证的问题上屈从于国会，而北京把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解释为美国支持台独，于是一边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一边添加瞄准台湾的武器装备。
奥林斯说，很多时候美国人在讨论有关中国问题时都选错话题，与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大相径庭。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就被夸大得太厉害。其实，朝鲜、伊朗核武器等问题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比人民币汇率问题重要得多，但奥巴马在首尔11月初的G20会议上却首先提及汇率问题。这说明，美国把问题的优先次序全部搞错了。
奥林斯认为，中美之间的真正问题在于深层次上的互不信任。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有意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通过气候变化国际框架，还是设置保护环境的标准，还是在汇率问题上讨价还价，美国都是要遏制中国发展。奥林斯回忆，有一次他在中国给讲座，在问答时间里，有一个学生提问，他把以上这些政策都罗列为美国“遏制”中国的证据；而且所有观众都为他的提问鼓掌。双方互不信任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奥林斯指出，导致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林斯指责，美国外交部的官方立场太被动、太模糊，不可持续；美国外交部高层缺乏想象力和领导能力。台湾海峡的问题是北京与台北之间的问题，不需要美国插手，美国也不愿意插手。美国官方态度是，只要不用武力，海峡两岸问题如何解决都可以。问题是，北京与台北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问题，他们需要美国，美国不得不加在其中。既然美国已经涉及，那么在奥林斯看来，美国的态度就应该更明确一些，明确支持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和平协议。但美国外交部就是不说，导致中方猜测美国反对海峡两岸的和平协议。美国外交部“维持现状”的策略虽然低风险，但代价很高，延续甚至恶化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
【哈佛笔记119】对中美关系的四点建议
2010年12月20日 12：06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他对未来中美关系提出了四点建议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1月1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对未来中美关系，奥林斯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美国对中国应该取消那些过时的禁运条例。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禁运条例早就过时了，但还没有改正过来，导致一些高级民用器械不能出口到中国，不能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这样的危难场合发挥作用。奥林斯对有可能挽救，但因此而没有挽救的生命表示惋惜。
他也借此机会纠正一些中国人认识的偏差。在中国，每次说到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时候，中方观点总是：只要美国对中国放开高级技术产品的出口，中美贸易就会平衡了。奥林斯的观点是，放开对中国高级技术产品出口的规定对促进中美贸易平衡会有帮助，但效果没有中方想象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不是由美国出口政策限制导致的，但奥林斯没有具体说明怎样才能彻底纠正这个不平衡。
第二，美国应该放松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限制，中国也应该这样做；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应该是双向的。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败就是典型的例子。奥林斯说，当时在美国接受电视采访的所有人当中，只有三个美国人公开支持中海油的收购。这三个人是他本人、Exxon Mobil的董事会主席和FedEx的董事会主席。中海油收购失败意味着谁会受损失呢？受损失的是Unocal的广大投资者，是那些掌管退休金的机构投资者，而这些机构投资者代表的是众多像加州教师团体这样的美国中小投资者。
奥林斯说，当然他也能想象，在同样情况下，如果美国石油公司要买中国石油公司，中国一定不会允许。他认为，开放应该是相互的，双方都应该减少对外资在本国投资的限制。如果一家中国银行要买一家美国券商公司，只要满足一定的金融指标，美国政府应该允许。同样，如果美国公司要购买中国公司，中国也不应该让政治因素影响商业行为。
第三，中美应该建立共同的货币政策磋商机制。让美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定期会面，经常交流，相互影响；目的是要在类似量化宽松（QE2）等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对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这样可以避免惊讶、误解甚至事后相互指责。在金融领域以外，中美都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中美应该共同保护国际港口的安全；在天灾人祸面前共同组织搜寻营救工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合作机会。
第四，在人权方面，中国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奥林斯第一次去中国是1980年，30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中国自由多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前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最近几年相对少一些。 这是因为中美关系日益紧密，现在很多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促进保护人权的中心或各种项目，所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减少了。最后，奥林斯倡议，让我们利用好费正清（John Fairbank）、傅高义（Ezra Vogel）、孔杰荣（Jerome Cohen）等中国研究前辈教给我们的工具，努力建立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使两国关系更紧密、更坚固。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中国现在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把美国的资产，甚至西方国家的资产都买下来的后果。奥林斯的回答代表典型的商人视角。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中国在美国投资，只要不是购买与国防有关的资产，都不是问题，而与国防有关的资产范围相对来说微乎其微。中国在美国投资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美国的资产更加值钱，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好事情。中美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不是竞争的关系。他相信贸易的力量。
还有人问，美国政府是否因为《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就必须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政府（the administration）在出售武器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奥林斯回答，有30年历史的《台湾关系法》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向台湾出售足以自卫的武器。但多少武器是足以自卫的，多少武器是不够的呢？这取决于美国政府对海峡两岸军事势力的评估，有一定主观因素，但如果北京政府在台湾海峡对面总是增加瞄准台湾的导弹，这当然会使台湾处于不利地位。《台湾关系法》就要求美国政府在台湾政府能够承担价格的情况下，出卖他们认为需要自卫的武器。所以，北京的举措对美国是否出售武器给台湾还是有直接影响的。■
【哈佛笔记120】经济学的历史变迁
2010年12月28日 11：06
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雏形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英国。经济学在19世纪后半期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不再附属于哲学或政治学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为本科生主讲“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这门课。他很注重宗教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亚当·斯密以后两个多世纪中的不断变迁。宗教的与时俱进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本文先讲经济学的历史变迁，下一篇文章重点讲宗教思想对当代经济政策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雏形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英国。现在所谓的“经济学”这个概念最初来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写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书在1890年首次印刷，前后共出8版，内容也从第一版的750页增加到第八版的870页。1919年，此书在牛津大学取代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标准教科书。
马歇尔把供给、需求、消费者剩余、边际福利、价格弹性、生产成本、规模经济、短期和长期不同时间段的意义等重要概念组成一个融会贯通的动态体系。他首次使用图形说明问题，把“边际主义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斯密革命（Smithian Revolution）后的第二次革命 － 推向数学化，使边际概念成为经济学中一个主要分析工具，大大增加了分析强度，奠定了数学经济学的基础。
消费者怎样决定买多少苹果呢？他会一个苹果、一个苹果地买，直到他的边际福利等于一个苹果的价格。卖方也会把价格定在最后一个苹果的边际成本。雇员怎样决定工资低于多少他就不干了呢？他会工作到每小时工资等于他的边际损耗（marginal disutility）。雇主会把每小时工资定在员工的边际生产效率（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如果工资高于这个效率，雇主也不能干了。同样，借贷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所有中级经济系的学生都会花很多时间掌握这些均衡模型的动态变化，及其隐含着的个人、家庭、公司的最优选择。这些模型在宏观层面也意味着很强的结论，但并不完美，因为这些模型只讲效率，不涉及公平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马歇尔没讲到：有些东西的价格弹性是零或者无穷大。在这些情况下，价格信号不适用或者失灵，那么就没有效率可言。 例如，饮用水和至关重要的医药产品在天灾人祸之后成为生命必需品；有些工作即使不挣钱，生产者也会照样做这些工作。
马歇尔有意不让数学掩盖经济学的实质，所以把数学推导都放在脚注或附件中。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清晰地解释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1）把数学当作一个简便的语言与人沟通思想的实质，但不能把数学当作思考探索的引擎（an engine of inquiry）；2）运用数学工具直到把问题完全想通；3）然后把结果翻译成正常的英语；4）再选用一些对生活重要的事例，解释从数学推导得出的结论；5）扔掉那些数学推理；6）如果第四步行不通，那就扔掉第三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 而现在的许多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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