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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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不愿学习，不思进取。郝夫曼对此情不自禁地直摇头。
奈当然也认同郝夫曼的观点，但他说，美国政府三权鼎立的本身就不是为决策高效而设计的；美国宪法的设计者就是要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目前在华盛顿各种政见鼎立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是美国18世纪的“国父”们早就想到，并且特意安排的。奈再次强调，美国历史上有更艰难的时刻：19世纪的南北战争、20世纪五十年代极端反共的麦肯锡主义等等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无法逾越的困难，但是美国都走过来了。尽管美国现在有多重挑战，奈相信，美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战胜挑战。
还有听众提问，如果一个印度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如果一个中国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奈清楚地知道美印关系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印度人的看法是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有三强鼎立：印度、中国和美国；与中国相比较而言，印度人会觉得与美国相处更好一些。如果中国人写这本书，他的基本思想会是：中国在走上坡路，美国在走下坡路，很快就不行了。只有思想更复杂、更出色的中国分析员才会与奈的想法一致。■

【哈佛笔记130】格林斯潘质疑美国金融改革法案
2011年04月26日　14：44　　
格林斯潘再次表明政府监管对导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金融动荡的无可奈何，否定类似危机可以被人为制定的大范围立法彻底根除。在他看来，这种横扫一切的金融立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3月30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为什么禁不住时间的考验？》（How　DoddFrank　fails　to　meet　the　test　of　our　times）。格林斯潘再次表明政府监管对导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金融动荡的无可奈何，否定类似危机可以被人为制定的大范围立法彻底根除。在他看来，这种横扫一切的金融立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erFrank　Act），其精神和原则将在近期被有关政府单位翻译成几百页的具体规章制度。格林斯潘预计，这些政府官员会被这个任务搞成一团乱麻。他说，现代金融体系的运作比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规章制度里面会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很难料想这些矛盾的后果。
格林斯潘接着例举早期施行这个法案的五个不良症兆：
1）福特汽车信用公司（Ford　Motor　Credit）因为拿不到资产公司的评级，而撤销原本要发行上亿美元资产抵押金融产品（asset　backed　security，ABS）的计划。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资产评级公司对自己的评估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资产评级公司不愿意对ABS评级。证监会（SEC）不得不搁置上市ABS必须有评级的规定。
2）去年12月，美联储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要求银行减少征收与借记卡（debit　card）有关的零售费。银行于是抱怨，他们无法赔本为终端零售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3）如果这个法案不做修改，很大一部分外汇衍生品市场会离开美国。最近美国财政部想让国会修改这项法规，但是国会议员坚持要政府执行既定法规。
4）这个法案有很多对交易员自营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美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运作。但是其它国家的跨国银行不受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轻易把这些业务从他们在美国的分公司转移到他们在其它国家的分公司，使美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5）这个法案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对银行高层执行官收入过高的界定和限制。银行高层执行官很小的技能差异会导致银行最终利润很大的差别。银行市场对有细微技能差异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与这些高层执行官打交道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执行官自己的客户，不是银行的客户。这些客户认可的是执行官个人，而不是银行这个机构。执行官在哪家银行工作，这些客户的生意就会到哪家银行。在薪酬这个领域里，立法人员和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格林斯潘说，这个法案对全球金融的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些性质；这个法案有可能导致1971年尼克松控制物价和工资以后，政府主导的、法规诱使的最大的市场扭曲。没有人有预测危机的远见，更没有完全防止危机能力。
就在2006年夏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还认为，99％以上在这个公司上保险的银行满足或超过监管机构对资本金准备率的最高要求。直到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认为国际经济风险在此前的半年已经降低了。
政府监管人员，或任何其他人，永远只能看到现代金融体系运作最表层的东西——就像冰山上的一个小角——完全看不深、看不全。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是今天市场竞争的幕后黑手，非常不透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个特例。除此之外，这个全球性幕后黑手运作得还不错：汇率、利率、价格和工资一直都相对平稳。在监管最强的金融市场，大量交易是监管人员看不到的，也不可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对这次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如此五花八门，与物理实验中清晰的因果关系大相径庭。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复杂的现代金融操作回归到半个世纪前简单的银行操作？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要保持今天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以后，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比例增长很快。在美国，这个比例从1947年的2。4％增长到2008年7。4％，再到2009年的7。9％。美国80年代普遍的“去管制”（deregulation）促进了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在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同样明显。即使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5。2％。
最后，格林斯潘为监管者和学界提出一道思考题：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扩大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是这个趋势仅仅是个偶然？他说，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把金融复杂程度与生活水准高低的关系问题搞清楚。■
【哈佛笔记132】萨默斯离开政府时的政见（上）
2011年05月18日　15：55　　
对中国中产阶级状况，萨默斯说，中国人比他们上一辈人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这是正常的。人们都指望他们的下一辈比自己生活得好。中国的问题是“仇富”心理和仇恨社会精英的心理非常严重。社会精英阶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2011年1月萨默斯（Larry　Summers）重返哈佛。在奥巴马政府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两年后，他对时政有什么看法呢？
根据《国际经济》杂志（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Winter　2011）的采访，他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对美国经济的诊断仍然是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足情况下的流动性陷阱。　他对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评价是：它不可能又不起作用，又制造通胀；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命题。他对美国国债市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价格既有理由走低，也有理由走高。
对美国政府在挽救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萨默斯反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的说法，坚持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体系正常运作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失纳税人的钱，而且为纳税人赢得利润的立场。他小心地区分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承认如果这个关系过于密切，政府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要在新技术方面，包括军事技术，投巨资15亿美元，与美国的经济重点在于复苏房地产市场和个人消费的反差，萨默斯说，当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去逝的时候，他还相信苏联会在1985年前超越美国，比美国富裕。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Is　Number　One）。这些对长期形势的预见在事后看来都不正确。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一个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与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率，总的来说，相关程度很低。所以，用过去的形势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对中国的担心被化作美国加强教育、重视研发投资和控制借贷的动力，那么这是好事。但中国的发展趋势很容易被夸大。中国人均生活水准还不如两代美国人以前的人均生活水准。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非常容易夸大自己的难题，同时低估中国在政治、环境、金融和社会变迁中的巨大挑战。对技术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对任何政府都非常有吸引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莫斯科地铁系统的看法和今天人们对中国高铁的看法一样。中国高速铁路非常快，但它的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置四海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对世界还能有不同的看法。中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沟通、理解、谅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两三百年后的历史会证明，中美关系比冷战结束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区别政府在挽救危机中的作用与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不正当关系
记者问，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想方设法，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使银行资产看起来更健康。几十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认为现在的精英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挽救那些本来就不可持续的资产价值？
萨默斯强调，美国纳税人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吃亏。无论其它国家的情况怎样，美国的情况是：政府不但从挽救银行和汽车公司的过程中全部收回了纳税人的钱，而且还赢得了很多利润。美联储从救市当中得到的利润，使得上缴财政部的利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纳税人会因此而减少纳税。
记者问，华尔街前20名的银行都可以从美联储的低利率窗口（discount　window）贷款，并享受几乎是零的利率，中小金融公司却没有这个条件。而正是这些中小金融公司在创造就业，这公平吗？
萨默斯反驳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救济、转移到精英阶层的公众印象。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他承认，美国中产阶级的顾虑一直在增加。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倾向性直接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如果中产阶级担心精英阶层在剥削他们，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左派。如果中产阶级担心他们的纳税钱会被政府拿去救济不配救济的穷人，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右派。2008年总统大选显示，中产阶级担心的是前者——他们担心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帮助精英阶层。这促使了民主党上台执政。
萨默斯清楚地知道，有人担心：精英阶层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更像是达沃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而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萨默斯说，要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全球化必须证明它不意味着区域化、地区化的解体。怎样的政策让政府破费、怎样的政策为政府省钱，这里面有很大区别。认为2009年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项目是破费了纳税人的钱的看法是完全错的。但萨默斯承认，如果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日益紧密，那么政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美国长期经济走势与中产阶级生活状况
记者问，最近十年（2000年到2010年）的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2。6％，而1945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3。4％。看起来只有0。8％的区别却意味着丧失了上千万份工作，所以美国经济低于以前的平均水平。美国股市被美联储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如果你有很多股票，那很好。如果你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中产阶级，那你的情况就太糟糕了。这样的体系从政治上说，是可持续的吗？
萨默斯说，美国今后十年的挑战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去掉通胀后的真实收入）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电视机、冰箱、衣服、甚至食品的真实价格，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消费能力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房产价格在最近三年有所下降，美国中产阶级感觉生活窘迫的原因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幼儿园和住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