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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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二十一　“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