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培养精英-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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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同是耶鲁出身的克里，则被人们视为优等生，虽然他的成绩究竟如何一直是个秘密。美国社会对个人隐私保护非常严格，你不签字同意，谁也别想看你的成绩单。克里当年毕业申请进入海军时，提交了自己的大学成绩。但他一直拒绝签字让海军公布自己的档案。上个月他终于签字授权公布了这些档案，其中大学成绩单给公众带来不小的震撼。　从这个成绩单看，克里和布什的大学成绩几乎相同。克里四年的累计平均成绩是76分，

和布什同属典型的C学生。按当时耶鲁的打分系统，从90到100分为A，80到89为B，70到79为C，60到69为D。低于60分就是不及格。克里第一年的成绩，比布什还差。布什在1964到1968年的四年在学期间，总共拿了1个D，那是一门天文学的课，他得了69分，不过在D里还是高分。克里则惨多了，他第一年10门课，就拿了4个D，其他全是C。其中地质学仅得61分，险些不及格，两门历史课分别得了63和68分，政治学拿了69分。他最高的分数，是另一门政治学课，为79分，还是C的范围。他号称是外交官的子弟，法文说得甚好；但第一年法文课也就拿了77分。最近克里在给记者的书面答复时说，他当时告诉他父亲，D的意思就是distinction（卓越）。实在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克里渐渐改善了自己的成绩。到毕业那年，他的年度平均分已经到了81分，勉强算个B学生了。在那年的一门政治学课，他拿了大学期间的最高分：89。但这也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拿过A。布什的最高分也大同小异，是在人类学、历史以及哲学课上分别拿了3个88分。

克里之所以一度被误认为是优等生，主要在于他的课外活动。他在申请加入海军时就明确地表明，他大学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耶鲁政治联盟、辩论协会、足球、冰球、击剑、骷髅会等等。虽然学业平平，但和布什不同，他在校园里“是个人物”。所以，等毕业时，他被选出来代表毕业班讲话，质疑“越战”的必要，虽然自己很快就去参战。

总的来看，克里虽然学业平庸，至少还是知道上进。大学四年，分数进步甚快。也许有人会解释，第一年的糟糕成绩大概是因为一个高中生对大学还不适应吧。不过，克里上了世界最精英的贵族学校：马萨诸塞州的Fessenden和新罕布什尔的St。　Paul's。像St。　Paul's，就是为孩子上大学作准备的，一般平民百姓哪里享受得起！进行了如此特别的准备，还说对大学不适应，实在说不过去。在笔者看来，富家子弟，一切来得太容易，学会珍惜机会需要个过程。克里自己承认，当时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飞行，而不是书本上的知识。

不过，大学学业上的失败，并挡不住日后的成功。死读书的学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这一点在克里参加海军后很快得到了证明。他在描述自己为参加海军进行的准备时提到，他有许多航海训练，包括驾船、潜水、步枪射击、救生等等。这些和飞行一样，都是课外的贵族游戏。但在海军里，就比什么地质学、政治学、历史等等科目更派得上用场。所以，他很快就在海军选拔学校（Navy　Candidate　School）中成为顶尖学生，后来在越南指挥巡逻艇，英勇异常。

克里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让人记住他。耶鲁的退休历史教授Gaddis　Smith教过布什和克里。但他在最近的电话采访上说，他对布什没有特别的记忆，但对克里的记忆却是活灵活现。其实克里在Gaddis　Smith的两门课上，分别拿了71和79分。当记者告诉Gaddis　Smith他当年给克里的分数时，Gaddis　Smith还略感意外：“噢，我可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呀。这两个分数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他坚持认为，他当年是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如今则是分数膨胀的时代。把他的分数换算成现在的分数，至少要加10分才行。

即使是加10分，也不过是八十几分的成绩，属于B。如今的一流名校，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是A。现在拿B，实际上还是中等以下的学生。笔者自己在耶鲁当助教（TA）时给学生打过分。每个教授掌握的口径不同，不过，总的来说打分很宽松。许多学生为了个B难受很长时间。C几乎快绝迹了。另外，一些教授对是否有分数膨胀也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现在的学生水平就是比过去的高。过去上哈佛、耶鲁，有钱有势就可以，如今则要SAT的高分，竞争白热化。分数是跟着竞争涨上来的。

不管孰是孰非，克里和布什，大学的学业都非常平庸，这恐怕是不争之事实。笔者大学的一个同事，读法学院时还和克里同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当年比克里表现好多了，同时又加上一句：比他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过，学术上的失败并没有对这两位政治精英日后的生涯产生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克里，“越战”后二十几岁就显山露水，成为政治新星，以后一帆风顺，2004年几乎当了总统。说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子还有几分道理，但克里日后的成就，和其父亲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美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在大学时如何优异的。克林顿那样读书也聪明的人是多年不见的异数。学术表现和政治才能，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美国从来没有人为当官读博士。相反，读博士一般表示你不想当官，除非一不留神成了基辛格或莱斯。即使是这两位，也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不是靠民选上台，而是靠选上的人来任命。鲍威尔是西点军校的优等生，但就是死活不选总统，似乎优等生与政客有些格格不入。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2）


仔细分析，优等生和民选政治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相容的。优等生靠上面的权威给自己打分，从来不会到处游说，给自己拉分数。所以，优等生像基辛格、鲍威尔、莱斯那样，等着被上面一个权威任命为高官，是顺理成章的。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　故人传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　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　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　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和Sarah　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　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　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

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

桑塔格正是被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