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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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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地盯着我的手，我看见方便面就想吐，难道没有别的东西了吗？然后她撇了撇嘴不满地说，你们南方人就是小气，哪能跟我们西藏人比？在西藏不管来什么客人，都要拿最好的东西出来招待。我被小米的话说得无地自容，急忙去邻居家里借鸡蛋。后来我就站在一边，看饥饿的女孩吞咽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女孩在谈话中经常提及力钧的近况，说他正在研究西藏的宗教，但她说得更多的是一个叫老刚的人，我不知道老刚是什么人，根据女孩提及这个名字时的虔敬的表情分析，老刚才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匮乏的哲人。大概在凌晨一点钟，高谈阔论的女孩终于打了一个呵欠，我就抱了一条被子准备去学生宿舍借宿。女孩惊异地说，你去哪里？我说。找地方睡觉去。女孩指了指地上，你可以打地铺睡，在西藏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摇了摇头，有点窘迫地去开门，这时候女孩在后面嗤地笑了一声，她说，你真封建，你这种人就应该让老刚来给你上上课。
我假装听不懂小米的话，但心里却为自己的古板和委琐感到羞愧。雪后初晴的早晨小米跳上南行的火车，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但是由力钧介绍来的西藏朋友开始像潮汛一样涌到我这里来。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成群地登门作客。整个冬天我至少接待了十来拨力钧的朋友，他们或者是力钧在拉萨新结识的朋友，或者是在旅行途中结识力钧的陌生路人，每人都带来了力钧亲笔写的便条。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我必须以好酒好菜和自己的床铺招待他们，可我平素一直经济拮据，于是我只能到处借钱，我借来的钱有时又被来客借去，我知道他们能否归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事业比我重要，也比我更需要钱。那个叫老刚的人是在一个更冷的冬夜登门的。他的体格魁梧健壮，满脸灰黑色的络腮胡子，但说话的声音却柔韧而富有弹性，他像一个北方农民盘腿坐在我的床上，破烂的尼龙袜子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萨特与海德格尔相比是肤浅的，只有力钧这样初出茅庐的人才会迷信萨特。老刚不停地用纸条卷起莫合烟抽，他的神态安详而自信，我记得他在说话过程中突然跳下地，走到宿舍窗前用双手摇撼着铁条窗栅，他说，为什么要钉这些铁条？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一个囚徒被关在牢笼里！我解释说宿舍的窗户都是这样的，老刚突然大吼一声，不，把它砸碎，把它砸碎你才可以获得自由。老刚眼睛里突然迸发的一道白光使我敬畏而惶惑。老刚来去匆匆，临走时他明确地要求我为他们的一份叫做《高原思想》的刊物捐资，我告诉他我一文不名，连菜票都要向学生要。老刚就笑着抓住了我的左手，他指着我腕上的手表说，你还有一只手表，我们许多朋友已经在为《高原思想》卖血了。我摸着手表犹豫的时候，老刚又说，不要留恋身外之物，你应该知道思想比手表更为重要。我终于无法抗拒，那只父亲送我的手表后来不知被老刚典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学院的名声渐渐变得很坏，力钧当年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躲着那些曾借钱给我的人，而另外一些人也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唯恐我一张嘴就要借钱。那段时期我情绪消沉，郁郁寡欢。我知道是力钧在千里迢迢之外将一张魔网罩住了我，我必须逃脱这张魔网了。我的工作调动原因就缘于力钧，说起来显得荒唐，事实上确实如此。到了秋天，我已经到另一所学院任教了，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而美满，当然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也恋爱了。有时我把力钧给我带来的厄运告诉女友小韦，小韦对这事愤愤不平，她说，什么好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如不要，等他什么时候自己跑来了，你看我怎么教训他？
但力钧自己终于没来这个城市，我想这是我将工作调动刻意隐瞒起了作用，或者是我的回信中充斥了大量牢骚和埋怨，使力钧感到有所不安了。秋天匆匆过去，冬天就来了。没想到冬天一到力钧的信也到了。我不知道力钧是怎么知道了我的新的通讯地址，在这封长信中力钧告诉我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和小米已经互相厌倦直至分道扬镳，这个消息在我的意料之中。令我吃惊的是力钧说他对西藏已经找不到感觉，说他很快就要离开西藏去徒步考察黄河流域文化了。最后力钧兴味盎然地告诉我，他的一个诗人朋友将在元旦前夕来访，他以为与那个诗人朋友交谈将对我有所裨益，他还认为那个诗人目前虽然穷困潦倒，但未来也许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力钧的朋友又要来了。我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焦虑和恐慌。我如临大敌，元旦前夕和小韦一起匆匆到她祖母家住了几天，后来我回到学院宿舍，看见门口的水泥地上躺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想像那个诗人在我门前久久等待的情景，我说不清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后来我还在烟蒂堆里捡起了一些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是那个诗人即兴创造的新作，可惜无法把它们拼凑起来，只有一块纸屑上的字是我所熟悉的，我情不自禁大声地念了出来：
在路上在路上
关于力钧离开西藏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我的几个大学同学从西藏回来说，力钧在失去小米以后终日借酒消愁，有一天他在酒醒以后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一支苍凉古朴的陕北民歌，力钧被深深地打动了，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暂时忘却了失恋的痛苦，也正是这支陕北民歌使力钧最后踏上了浪游中国的漫漫长途。他们告诉我小米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孩，她抛弃力钧投向老刚的怀抱，半年后又被博学多思的老刚所抛弃，最后小米南下广东，彻底告别了以前的生活，据说小米在某个海滨城市从事一种难以启齿的职业。
我想起那些遥远的朋友，他们像浮动的岛屿朝各个方向浮动，他们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每当我收到力钧在浪游中国途中寄来的明信片，看到东南西北美丽的自然风光，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模糊或清晰的邮戳上的地名，看到力钧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的箴言赠语，我总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我觉得青春是一簇月季花，有的正在盛开，有的却在凋零和枯萎。大学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我与小韦结婚成家了。新婚之日恰逢又一个飘雪的冬夜。我和新婚的妻子围着火炉听萧邦的钢琴曲，有人敲响了小屋的门，小韦跑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穿旧军大衣的青年，他的头发、眉毛和肩上的登山包都结满了一层白白的雪片，看上去他比我们要更加年轻。你找谁？小韦只把门打开了一半，她用一种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那个不速之客。我是力钧的朋友。门外的青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说，我从大兴安岭来，力钧让我来拜访你们。小韦没有去接那封信，她的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小屋的门。然后我听见她冷淡地说，我们不认识力钧，你大概找错门了。小韦说完就做了一个准备关门的动作，我在后面看见那个青年惊讶而失望的脸部表情，他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小韦就果断地关上了门。我没想到小韦会这么做。小韦靠着门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这样了，这么小的屋子，这么晚了，这么冷的下雪天，我不想接待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的脸色，又说，他满腿泥浆，他会把地毯弄脏的。
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也不该这样对待我朋友的朋友。但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妻子自然有妻子的想法。
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很像是雨声。真的下雨了，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像是风声了。祖母坐在门槛上，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汇在石硌路上，匆匆忙忙地流走了。入秋以来不知下了多少场雨，村落水淋淋的蒸腾着雾气。村外五里远的白羊湖从早到晚都在涨潮，潮声越过空旷的黄沙滩和玉米地，在我们村子里回响。祖母一直在倾听那声音。
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凤英子，今天我要走了。”
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那捆粽叶在门栏上轻轻摇晃着，被雨濡湿了，不再响了。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我们白羊湖一带的人都包“小脚粽”，大概算世界上最好看最好吃的粽子。祖母把雪白的糯米盛在四张粽叶里，窝成一只小脚的形状来，塞紧包好，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着香喷喷、沉甸甸的。祖母挎着竹篮走过横七竖八的村弄，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我们站在湖边的黄沙地上望着四处可见的苇丛，然后赤脚涉过一片浅水，走进最南面那丛芦苇里。祖母喜欢这里的粽叶。
“这水里有小青蛇，我看见过。”祖母说。“你不怕吗？”我看见祖母踩在一片暗水中。“小青蛇不咬人。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白羊湖的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有一次她俯视着那个影子，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站在湖水里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她说她没有眼花，那确确实实就是我祖父。“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她一笑起来脸上便苍老了许多，那种笑是又凄凉又欣慰的。我记得祖母的头发就是那个春天白的。她常常一个人到湖边去，去很长时间。有一片芦苇的叶子差不多让她劈光了。她赤着脚站在冷冷的湖水里，俯视着水面，说她又看见了老家伙的脸，湖上下网的人看见我祖母在水里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哭的，都说她的眼睛也许真看见了什么。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他跟我这么大的时候，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没有人去劝阻她。祖母年近古稀但并不糊涂，直到去世没干过一件糊涂事。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父母亲一个编竹篓，一个劈劈柴，他们对老寿爷笑着，没有说什么。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村里五十岁以下的人都没有见过他，包括我的父母亲。据说他是在新婚的五天后出走的，走了就没再回来。没人能知道其中的缘故，祖母守着他留下的老屋过日子，闭口不谈祖父的事。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溯水而上，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在异乡见到村里的熟人，祖父并不激动。他抛下瞎女人和围观的人群，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不回去。”祖父喝白干喝得满脸通红，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后来祖父把他的二胡交给贩米船上的人带回家。大家都站在东去的船上向他挥手。看见祖父一动不动站在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身边滚动着浓浓的晨雾。那地方多雾。我们家房梁上挂着祖父留下的二胡。
从我记事起，那把二胡一直高高挂在一家人的头顶上。我不知道祖母为什么要把它挂得那么高，谁也摸不着。有时候仰视房顶看见那把二胡，会觉得祖父就在蛇皮琴筒里审视他从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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