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史上最凶恶绑架撕票事件-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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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前两通电话是同一个声音吗？”

“雨宫先生说是同一个声音。”

“你有听见绑匪的声音吗？”

柿沼一脸遗憾地摇头。

“只有雨宫先生听见而已。”

“你不是有戴耳机吗？”

“我和幸田都有戴。但是为了协助已经陷入慌乱状态的日吉就拿下来了。正在检查是不是电源没插好、还是带子松掉的时候，雨宫先生就……这就是全部的事实。”

车上一片死寂。

广报官的思维模式慢了一步，但也跟上来了。

录音失败的事被压了下来。欺骗社会大众，把绑架撕票案的犯人打来的电话埋进黑暗。

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三上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在发抖。

“是谁决定要压下来的？”

“………”

“不要浪费时间，快说。”

“是……班长。”

“漆原是怎么说的？”

“他说这件事不需要向上呈报，也已经获得雨宫的谅解，所以死都不能告诉别人。”

“雨宫是被他说服的吗？”

“不，我想并没有去说服。因为电话被挂断之后，雨宫先生马上向我们道歉，说他不应该随便把电话接起来。”

“电话被挂断之后”或许是这样。

“但是随着时间他的想法逐渐改变，开始认为录音失败是不能原谅的错误，所以跟我们的关系就愈来愈糟糕了。”

“我被禁止跟雨宫家接触，这件事我并不清楚。不过报导解禁之后，事件的详细经过都被登在报纸上，所以他当然也会知道我们当那通电话不存在的做法。”

这么说也有道理。让雨宫彻底失望的并不是录音失败，而是隐瞒这件事的D县警……

“电话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刚好七点半的时候。”

也就是三上抵达雨宫家的一个小时前。他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不过就像他把日吉苍白的脸解释成是因为紧张的缘故一样，不管他看到什么，肯定会认为一切都是待在绑架案的被害人家所致。

“那又是怎么跟NTT说的？”

虽说录音失败，但是已经请NTT协助逆向探测了，总得有个交代才行。

“说是有人打错电话了。”

“这也是漆原的指示吗？”

“是的。”

“漆原有先请示过谁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那倒没有，一切都是班长当时情急之下的判断。”

从头到尾都是自宅班自己造的孽，但是……。

“幸田手札又是怎么回事？”

本来还以为会遭到最后的抵抗，但柿沼倒是十分干脆地全招了。

“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指什么，我只知道幸田当时很愤慨。赎金被抢走之后，一直抓着班长说录音失败是整个自宅班的责任，应该要向本部报告，四个人一起切腹谢罪。但是班长完全听不进去，还说这么一来要是成为舆论的箭靶怎么办？要当正义的使者就等把凶手抓到再说。而我也……加入了说服幸田的行列。我要他吞下去，一定要吞下去。我完全明白幸田的心情，但是我也认为班长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算把事情闹大，对调查也没有任何帮助。只可惜幸田完全听不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发展，翔子小妹妹的尸体找到了……。我看见幸田捶胸顿足的样子。结果还是没有人能劝阻他，就在我们离开雨宫家之后，幸田把录音失败的事写在报告书上，扔进刑事部长的官邸里。”

三上感到一阵猛烈的晕眩。

十四年前的录音失败其实是有往上呈报，刑事部长也知道失败被隐瞒的事。所以自宅班的秘密并不是今时今日才爆发出来，而是案发当时刑事部的高层就已经知道录音失败的事实了。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公诸于世，也就是幸田手札被上头压下来了。不仅如此，还追认漆原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告发此事的幸田在辞职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慰留，而当下做出隐瞒错误这个判断的漆原反而爬到署长的位置。

上下交相贼。由D县警主导的隐匿欺瞒。这才是“幸田手札”的真相。

“不只是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而已，幸田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每个月到了翔子小妹妹去世的那一天，他都一定会去她坟前上香。去年雨宫太太过世，他也悄悄地去祭拜了。”

“所以只能这样晾着吗？”

“什么……？”

“我是在说你。没有人能代替你监视幸田，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据说这已经成为历代刑事部长一代传一代的注意事项了。”

“我明白了。”

三上心中充满不屑。这时警卫的制服映入眼帘，裤管在寒风中随风飘扬着。

辞职之后十四年……。只为了忠于自己的良心……。

“想必他一定很恨警署吧！”

叹息声取代了接下来的话语。

“不，”柿沼喃喃说道：“我想幸田应该是心存感激。”

“心存感激？”

“这是他第一份正式员工的工作，多亏了班长的居中斡旋。”

柿沼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说的也是，保全公司里到处都充满了从警界离开的人。按照一般程序，幸田这个“危险分子”是不可能争取到警卫这份工作的。

“那家伙还向班长下跪磕头，求班长放他一条生路呢！”

柿沼把手指按在眼眉之间说。

“他求班长原谅他、帮助他，让他能跟老婆小孩过正常人的生活。”

服从……。这两个字早已烙印在心版上、奔腾在血液里。警察和警卫，其实也只是制服的不同而已。

幸田在寒风中笑了。戴着手套的手握着红色的指挥棒，正隔着车窗跟顾客交谈。他频频点头，态度极为谦卑。牙齿掉了几颗，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了。即便如此，柿沼还是得定期来露一下脸。也可以说是让柿沼来看看他的样子。这是一面双面镜，对于了解内情的柿沼也发挥了恫吓的作用。要是你敢说出去的话，就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这十四年的岁月，在监视者的柿沼心里也种下了足以与幸田匹敌的恐惧。

心里有一股冲动，想要还柿沼、还有幸田自由。

“我要走了。最后再回答我一个问题。日吉在雨宫家为什么要哭？”

“那是因为他……感到自责吧！”

“只有这样吗？”

柿沼的表情有些扭曲。

“是漆原说了什么？对吧？”

“……是的。”

“说来听听。”

“……他把翔子小妹妹给搬了出来。”

“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万一翔子小妹妹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全都是你的错。”

32

踩在油门上的脚自然而然地加强了力道。

跟柿沼分开之后，三上沿着县道向东前进。他要去找雨宫芳男。虽然不知道手边掌握到的情报能不能帮助他说服雨宫、让他接受长官的慰问，但是至少让自己有再度登门拜访的理由。其实，他最想去的地方不是雨宫家，而是想直接冲进位于Q市的署长官邸，用这双手掐住漆原的脖子。

感觉胃酸似乎全都哽在喉头。这件事并不是可以置身事外听听就算了。涌上心头的不只有愤怒，还有许多的遗憾。明明有机会可以录音，只要成功录下声音，就能够让绑匪的声音传遍全日本，还可以透过声纹分析，对所有有嫌疑的男性声音一一进行比对作业。

三上用手心敲打着方向盘，心里一再涌起没完没了的负面情绪。

没有录到恐吓电话的声音。要是当时把这个事实公诸于世的话会怎么样呢？不仅赎金被抢走，雨宫翔子被发现的时候也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事情一路演变成最糟糕的结果。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居然错失了直接与绑匪有关的证据。只因为录音机没有正常运作。肯定会被舆论围剿，所有干部都得引咎辞职。但即使如此，也无法平息社会大众的批判声浪吧！只要案子一天没破，媒体就会照三餐罗列出调查上的失误，不管经过多久，还是会在旧伤口上撒盐。警方也因此必须照三餐向国人谢罪：要是当初有录下电话的声音就好了……。

然而，实际上的罪行远比这个还要深重。

那并不是旧伤口。所有人都必须面对那个伤口今时今日还血淋淋地藏在绷带下。警方不仅在第一级的绑架撕票命案上犯下不能挽回的调查失误，还伙同整个组织隐瞒了这个事实，并且欺骗世人长达十四年之久。事到如今，要是让媒体知道这个事实，做成新闻报导的话……。

光是想像就觉得毛骨悚然。无论录音失败是多么严重的失误，那毕竟是不小心犯下的错，但隐匿事实却是人为的。光是这样已经罪无可赦了，为了彻底隐瞒自己的失误，还把绑匪有打过电话的事实也一并隐瞒；而为了湮灭证据，就连办案时最重要的调查情报也一并湮灭。这才是身为搜查机关最不应该发生的犯罪行为。一旦这些隐匿行为曝光，整个D县警就吃不完兜着走了。这跟自己公开调查失误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肯定会受到舆论猛烈的抨击。

还不只如此。绑架跟其他的刑案不一样。当上广报官之后，三上熟读全国的报导对策资料，所以明白更可怕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绑架案还牵涉到“报导协定”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是基于对过去完全不顾肉票死活的绑架案报导乱象反思后所产生的协议。当绑匪警告被害人家属不准报警的时候，要是从报纸或电视上得知警方采取行动的话，可能会危及被害人的性命。因此一旦发生绑架案，媒体就必须签订协议，在确定被害人安全无虞或是已经逮捕到绑匪之前，都不能进行采访或报导。因为这个协议而产生的情报的空白则由警方负责填满。警方必须在第一时间提供各大媒体所有跟案情及调查的进展状况有关的情报。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

说穿了，报导协定顶多是媒体之间互相牵制的“媒体间协议”，警方并没有跟媒体签下任何协议。只不过，是不是绑架案件、是不是会危及被害人性命都是由警方判断，因此跟报导协定有关的各种事务性手续也是在警方的主导下进行。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由警方先向记者俱乐部说明案发内容，再要求各家媒体签订报导协定的协议，通常媒体这边也只能“接受”警方的要求，因此客观来看，这其实是“警方与媒体间的协议”。简而言之，就是在各家媒体签订了报导协定的协议之后，警方也必须遵守“绅士协定”才行。

在人命关天这点，双方的确达成了共识，但这其实比较像是一种条件的交换。站在警方的立场，要是媒体不接受这个要求，他们就要伤脑筋了。只要能让媒体签下报导协定的协议，警方就能专心办案，不用再把精神浪费在跟记者的周旋。另一方面，站在媒体的立场，固然会陷入新闻自由与国民知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作茧自缚情结中，但同时也可以利用这股反作用力，大声强调权力监督机能的重要性。再加上是被迫吞下报导协定的协议，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警方提供彻底的调查情报。冷静想想，对媒体其实是有利的协议，因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一般采访绝对收集不到的大量资讯，可是却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想。每当发生绑架案，总会有动辄一、两百人的记者和摄影师涌入现场。但是就算冲到第一线，受制于报导协定的规范，所以也无法进行实况报导，只能一群人挤在记者会场的闭锁空间里。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就会陷入欲求不满的压力中，认为是警方害他们变成这样。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协助警方调查。到处弥漫着这种施恩于警方的气氛，因此在报导协定还没有解禁的情况下，要是警方在提供情报的时候不够明快，就会引发集体性歇斯底里，他们会群起攻之，对警方发动猛烈的攻击。

64当时是什么状况呢？肯定也签订了报导协定的协议吧！可是D县警却没有履行其必须提供情报的义务，隐瞒了“绑匪打来的电话”。说是以最恶质的方式打破跟媒体之间的协议也不为过。不管匿名问题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局面，D县警与媒体之间的信赖关系早在十四年前就已经瓦解了。组织的权威与信用会被毫不掩饰其敌意的报导撕裂得粉碎。然而这一切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初塞满64记者会场的记者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当时的小记者如今全都成了老记者，想必有很多人已经是全国各地的分局长或总编辑，或者是在总公司身居要职吧！这些人全部都是当事人，肯定会对D县警的背叛感到震惊、愤慨，并发出批评的声浪。这些声浪会变成是整个公司的意见，最终成为媒体一致对外的猛烈抨击，排山倒海地涌向警察厅。在野党也会趁机再捅一刀，说不定还会以媒体为靠山，将个人资料保护法或人权保护法案送交国会审议。

——太蠢了。

三上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