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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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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起诉你们。”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施瓦茨好像非常吃惊。吉尤利安尼告诫施瓦茨公司要为员工的罪行承担责任，施瓦茨反击吉尤利安尼不通情理。在双方的反唇相讥中，会议很快就破裂了。施瓦茨率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拂袖而去，吉尤利安尼等人不胜气愤。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情况向博西迪做了汇报，博西迪听后大吃一惊。他认为，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所采取的态度愚蠢到了极点。博西迪决定，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且要快。他看到过政府起诉赫顿银行时对该银行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相信政府若起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该公司声誉的影响也将是毁灭性的，即使公司最后侥幸获胜也同样是有弊无利。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进程，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调查结果。他们的发现不令人鼓舞。在受调查的交易中，有些根据公开信息可以解释得通，有抗诉的余地，例如关于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但在大陆集团公司收购案的交易中情况如何呢？大陆集团公司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客户，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选择购买该集团公司股票的时间恰到好处，正巧在“白衣骑士”出现之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交易有类似的“巧合”。“这种情况一到两起我们能够容忍。”纳夫塔利斯对汉德罗斯说，“但多达五六起就不行了。”
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高层人员的晤谈也不能让人拂去疑虑。德农齐奥表示，他对西格尔与弗里曼的内幕交易关系并不了解。通用电气公司愿意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德农齐奥鼓励西格尔向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套利业务上提供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分隔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的措施都没有。他疏于内部控制。通用电气官员认为，德农齐奥对公司的管理是很糟的。他们还断定，公司总裁罗切（现正被调查）和公司内部律师克兰茨更不称职。
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小组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会谈破裂后两个星期，纳夫塔利斯给卡伯里打电话。“通用电气人员想见你。”他对卡伯里说，“这次没有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人。”通用电气公司决定把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权拿过来，而且不只是对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里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此案代理人身份被中止了，由纳夫塔利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尼森、卡敏和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而代之。3月7日，博西迪亲自与吉尤利安尼和卡伯里进行了十五分钟的会谈，他在会谈中的口气与上次施瓦茨的迥然不同。
博西迪在会谈中非常坦率，就差直接承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有罪了。他叙述了通用电气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进行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问题”。检察官们认为，这种调查与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文过饰非式的内部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博西迪强调表示，通用电气只是刚刚兼并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对调查中暴露出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该公司若遭到起诉，就可能破产，七千名无辜员工就会失业。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高层人员包括德农齐奥、罗切和克兰茨——将被解职，必要的话还要予以开除。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断定，金融公司不应从事套利业务；在这种公司里，即使套利部与其他部门相分离，也不可能保证不出现利用内幕信息的问题。）另外，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还要与证交会达成一项合适的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坦诚和果断给两位检察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吉尤利安尼对博西迪说，通用电气的做法与其他牵涉这起丑闻的公司的行为相比，不啻一缕“新鲜空气”。显然，他所谓的“其他公司”是指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自从政府实施逮捕行动以来，博西迪和纳夫塔利斯第一次看到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不会被起诉的一线希望。
正当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的时候，政府又获得了另一个胜利。1987年4月，杰弗里斯集团公司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承认两项重罪，并同意与政府合作。杰弗里斯集团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开创者。杰弗里斯为布斯基“寄存”过股票，布斯基给了他300万美元的“好处费”，政府掌握这方面的证据。这笔钱的发票上写的是“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费”，从这里可以确认布斯基曾以类似的在发票上虚列开支的方法支付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530万美元黑钱。
更让人吃惊的是，杰弗里斯还供出了一桩与布斯基无关的活动。他供称，他曾应一位同伙的要求，在美国运通银行二次销售费尔曼基金会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项活动也涉及在发票上虚列开支问题。杰弗里斯在通过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自己遭受了损失，那位同伙就是以虚列开支的形式支付补偿杰弗里斯损失的钱。与其他涉案者不同，杰弗里斯对那些在华尔街上极其正常的行为也承认有罪。正如他的律师告诉政府的：“博伊德是在帮客户的忙。他是在客户间互帮互助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现在规则正在变化。”
让杰弗里斯操纵费尔曼基金会股价的那个同伙不是别人，正是桑迪·刘易斯，即在艺人餐馆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认识的那个套利人。后来，刘易斯与布斯基闹翻了。为报复布斯基，刘易斯那个夏天几乎天天缠着加里·林奇，敦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布斯基完蛋了，但是，刘易斯的下场比布斯基还惨。刘易斯一直以来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高尚者的样子，他在接受调查时愤然否认自己有罪。但没几个人相信他的话。他越来越因虚伪受到人们的嘲笑。不久，他在华尔街的事业就完结了。
检察官办事处在这些胜利上的欢欣很快被其他案子的不顺取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案子上，政府好像在艰难地挣扎。西格尔结束法庭答辩回到佛罗里达后，有一次，他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拟写的逮捕弗里曼等人的逮捕证，于是立即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签发逮捕证时，专门把西格尔供述的最复杂的尤纳考和斯托勒两起收购案提了出来。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只审问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查尔作记录。当西格尔看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感到很震惊。这份宣誓书的大意是准确的，但是，正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已经发现的，宣誓书上的细节有错误。
按照宣誓书所称，关于尤纳考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是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与弗里曼的通话。事实上，在塔尔萨机场的通话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多日和多星期的通话给缩短了。政府还出了一个错误，它宣称弗里曼每做完一笔交易都把有关材料保存起来。西格尔对此同样感到很震惊，他告诉政府律师说，保存这种材料的是布斯基，不是弗里曼。拉考夫知道，优秀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种失误，质疑政府指控的真实性，从而使政府窘迫。西格尔担心，政府会不公平地指责并起诉他撒谎。拉考夫本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之前，让他和西格尔先检查一下对这几个人的指控材料，但检察官们为了保密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晚了。
拉考夫给卡伯里打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监听。他要明确地向卡伯里说明，西格尔对这些错误没有责任。卡伯里承认政府出现了这些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予以更正。令拉考夫释然的是，卡伯里并没有责备西格尔的想法。而且，卡伯里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约七个星期后，于4月9日被起诉。政府对自己的错误简要做了更正，表示尤纳考交易发生的时间是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以前所称的4月，斯托勒交易发生的时间是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持针对这两起交易的起诉，指控每个被告四项重罪。
颇有意义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没有受到指控，说明通用电气官员与吉尤利安尼达成的谅解起了作用。为表示对政府的支持，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立即停了威格顿的职，并停止为他支付律师费，同时也停止替塔伯尔支付律师费。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通用电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会见了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直言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真地无罪时才可以与政府的指控相对抗，如果有罪，就应该认罪并合作。不仅如此，通用电气的律师还说，如果威格顿与政府对抗到最后却被判明有罪，通用电气将要求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股票时付给他的300万美元，并将拒付仍欠他的另外300万美元。
与通用电气形成对比的是，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仍然顽固支持弗里曼，不过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词比以前那份温和了许多。这份声明说：“我们了解他、信任他。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继续认为他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一个公司中，被起诉员工应该被停职。而且，通用电气的官员对威格顿或塔伯尔确实都不了解，停威格顿的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看法，即政府关于这两人知道西格尔有内幕消息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停止支持威格顿的做法在公司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对公司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人夺走仍然感到愤愤不平者。同时，这些变故对一向镇定自若的塔伯尔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失去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支持使他感到伤心，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与一个月后发生的一场喧闹相比，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种抱怨算得上是温和的。5月12日，负责这起案子的两个检察官——卡图西耶罗和约翰·麦坎尼出庭，对法官路易斯·斯坦顿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此案的审判做准备。麦坎尼承认道，“事后想来”，政府本来可以推迟进行这些闹得满城风雨的逮捕行动。他同时承认：“如果动作过快，我们可能出错。”
这种做法是令人震惊的，这等于在关键时刻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是在本案上，而且在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上，包括米尔肯案。通常情况下，要求推迟审判的是被告方，但在本案中，被告辩护律师意识到加快速度对他们有利，所以反对推迟审判。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否决了政府的提议，引用《第六修正案》加快此案的审判。吉尤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显而易见，被告方及其支持者有理由欣喜若狂。
现在，政府遇到了麻烦。这些案子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寻求撤诉？许多人认为撤诉是不可思议的。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逮捕决策的制定，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政府有义务继续将案子进行下去。特别是卡图西耶罗，多年来他一直在该办事处工作，深受吉尤利安尼前任们办事传统的熏陶。按照那种传统，检察官办事处一般不批准匆忙逮人。但是，一旦对被告实施了逮捕，卡图西耶罗就严肃坚持应有的权利，快速驱散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都认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办理这个案子，而且有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极好的、非常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搜集了许多交易记录，可以为西格尔的供词提供充分支持。但是，他们缺少合适的印证证人。对任何检察官来说，只根据一个主要证人对被告提出指控都是不安全的，更不用说这个证人是一个刚刚服罪的人。
刑事处主任霍华德·威尔逊反对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的观点。他说，政府现在不应该再贸然继续此案，以免错上加错。他坚持这种立场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威尔逊工作的一部分是保护他的上司吉尤利安尼及其政治前途。吉尤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对前布朗克斯民主党领袖斯坦利·弗莱德曼的定罪，这起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赢得了很多赞扬。他还因确定布斯基认罪协议和整治华尔街而获得了进一步的赞誉。吉尤利安尼风头正劲，凭这种架势可能很容易地入主纽约市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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