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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医-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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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言的通过全身的皮肤。
总之,吴又可把瘟疫从伤寒体系中分离了出来,而后世的医家,又从吴又可那里受到启发,把温病从瘟疫体系中分离出来。所以《温疫论》这本书对温病理论的形成非常重要。
实际上,吴又可当时论述的疾病中就包括了部份温病,他的《温疫论》的书名中就用了“温”字。
当吴鞠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眼睛立刻就亮了,原来,问题的答案在这里啊!
他回想起了侄子巧官患病直至死去的过程,心中逐渐明白,这并不是伤寒,而是温病啊,他开始为自己的学问的不足感到惭愧,同时,开始更加深入地学习和思考温病的理论。
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见到叶天士写的书了。
这位叶天士,我实在也得写上几笔,因为这位在温病理论体系中太重要了。
叶天士,名桂,字天士(瞧人家这个字起的,看着就不凡),这位实在不是个一般人,非常聪明不说,人家还特谦虚好学,小的时候先后拜了十七个老师,就单拿药物炮制这块来说吧,人家就单独拜了个老师,在老师的诊所里专门干抓药、炮制这个活,结果学成后,对药物如何炮制,炮制后药性会走那个经,那是了如指掌。
这位叶天士在学完了十七个老师后,成为了真正的高手,我读医书最喜欢读叶天士的医案,你看他每写出一个方子,就像顶尖的武林高手,一出手就是多少个变化一样,叶天士的一个方子里,一出手就是多少个法,他把所有的老师的学问都融会贯通了,出手间变化无穷,鬼神莫测。
结果是患者如云,叶天士基本上是每天就在低头开方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写书,所以,叶天士流传下来的《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等书都是他的弟子整理的,《温热论》是叶天士在舟中(估计是在出诊的路上)口述,弟子们拿着笔记录的,但人家叶天士就这么一个口述,可不得了啦,就标志着温病理论正式形成,因为他老人家这么一聊,就把温病的来龙去脉,病因病机、治法方药都给聊出来了,这本《温热论》现在还透着那么股的口语化,可是越看越有嚼头,您拿来仔细看看,估计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高深莫测呢。
吴鞠通在看了这些书以后,我估计当时一定是感觉到大开眼界,热血澎湃,原来,这个温病里面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怎么办?没说的,开始集中火力,猛攻温病吧!
第133节
日期:2008…8…12 17:08:56
潜龙在渊
吴鞠通这个人非常的有趣,从后面的医案中来分析,他是个非常性急的人,很直爽,有话直说,但是,在开始看病的这个事情上,他却是个十足的慢性子。
不但是慢,而且是非常的慢,从他十九岁读医书开始,到二十六岁来到北京,他就基本没有治疗过患者,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在北京的十年里,他也是疯狂地攻读医书,但是也没有看什么患者。
用吴鞠通自己的话说,叫:“未敢轻治一人”,就是说,自己没有敢轻易地去治疗一个患者。
这也太谨慎了吧?我研究过这么多的医家,如此谨慎,吴鞠通绝对该排在第一位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读了十七年的医书居然还不敢轻易地去治疗一个人呢?
原来,是吴鞠通太痛恨那些自以为读了点医书就给人看病的庸医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行医当作很容易的事情,似乎干其它的事儿失败了,实在没什么出路了,搞个秘方骗骗钱总还是可以的,吴鞠通曾经说过:“俗医之病百出,余不忍言。即以一端而论,京师谓做买卖,绍兴谓之开医店。可耻之极,遑论其它!且即以市道论,杀人以求利,有愧商贾远甚。”这些话的意思是:那些时候在北京把行医叫做买卖,可见在某些医生的心目中患者的地位,和一些肥乎乎的猪头没有差别,但是那是人命啊,你拿这些人命来做买卖,其道德水准比一般的商人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呢!
吴鞠通之所以这么恨这些医术不精的医生,很大的原因是基于自己家的经历。
因此,他对行医这个事情看得比天还重。
因此,他宁可苦读医书,期望获得更多的知识以后再行医,这样就不会耽误患者,这样才能做个自己心目中的好医生。
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吴鞠通的慎重。
这个人叫汪廷珍,号瑟庵,吴鞠通总是称呼他为汪瑟庵,是吴鞠通的老乡,和吴鞠通几乎同龄,当时这个人也在北京,正在准备考科举,他和吴鞠通两个人意气相投(我们无法查阅到他们是否在老家时就认识,但是都是山阳这个地方的学子,很有认识的可能),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脾气太合拍了,因此,他们做了一生的朋友,在很多年以后,当汪瑟庵去世以后,吴鞠通甚至曾经感觉到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变得非常的孤独。
就在吴鞠通到了北京的第四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汪瑟庵对吴鞠通说了一句话,他说:“医非神圣不能。”这是他由衷的感慨,吴鞠通听了以后颇受震动,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做个好的医生,非要有超人的学识不可,医生不是一般人想做就能做的。
当时吴鞠通听了这句话以后,觉得太有道理了,于是就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随时用来鞭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话在他的心理掂量了四十来年(兹经历四十年矣,时时体念,时时追思)。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家吴鞠通太重视患者的生命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关于医生的学问修养的文章,其中对医生的要求颇高,在他晚年写的《医医病书》的开头,就提出了对医生学问的要求,开篇五个小文章,全部都是关于五运六气的,依次为:一、医非上智不能论;二、气运论;三、医不明六气论;四、医必备四时五行六气论;五、三元气候不同论。
列这个什么意思?按照我们吴鞠通同志的意思是:如果连这个你都不懂,这本书后面的内容您就甭看了,看了也没用,按我想法您绝对做不了一个好医生,别愣着,赶快回去补课去吧。
悄悄的说一句,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中医师都不会这个东西了,这让我经常怀疑现在我们学的中医和古代的中医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看来,吴鞠通学医十七年从不轻易给人看病,除了他自己特别的谨慎,也有朋友的赞同。
那么,这位汪瑟庵到底是何许人也,能够与吴鞠通如此的心心相印呢?
原来,他也是贫寒人家出来的,而且,经历和吴鞠通特别的相似。他也是在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他生活,那时的生活,简直太贫寒了,经常是吃不上饭,有次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家里没有粮食,就和母亲各饮茶一碗,吃几根咸菜,就算是年夜饭了。
大年初一,别人家都放炮欢庆,汪瑟庵的任务就是翻开书,开始苦读!
就是这样的人,和吴鞠通怎能不脾气相投?!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种连饭都吃不上还要读书的人,那才会真正的读懂书中的内容,就在他对吴鞠通说完“医非神圣不能”这句话以后没多久,在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年)汪瑟庵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有的资料说是状元,这不对,我们要实事求是(汪瑟庵后来的书斋就叫“实事求是斋”),中的是第二名,但说句实话,这已经是够厉害的了,从此汪瑟庵同志平步青云,最后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做了嘉庆皇帝的老师很多年,嘉庆皇帝后来加授他太子太保衔,可谓功成名就。
一般做官做到了这个份儿上,跟皇帝都搞成了师生关系了,应该有些架子了吧?还真不是这样,人家汪瑟庵依旧节俭,回乡的时候,搁别人中了榜眼,那是要敲锣打鼓的,举着进士及第的牌子在街里横晃几圈,让隔壁平时瞧不起自己的阿猫阿狗好好看看的,可这位汪瑟庵回乡就是一个破马车,多了一个仆人而已,别人都以为他是落第而回呢(与诸生落第归者无异),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而且,人家在朝廷里不营私结党,“百官见之莫不肃然”,当时他还主管国子监,对学子们特好,谈话就跟父亲兄弟一样,培养发掘了好多人才。
另外从他和吴鞠通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他当了官以后,一直和吴鞠通特要好,经常在一起讨论医学问题,吴鞠通的医书《温病条辨》就是他给参订的,还给写了序言,序言的落款是:“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瞧人家谦虚的,还说自己是同乡的“愚弟”,那时候他已经是礼部侍郎了,就这份客气就很难得了。好多人看这个序不知道这个汪瑟庵是干什么的,以为就是一个小老乡,实际上吴鞠通的命运是和汪瑟庵联系得很紧密的。
但是,“未敢轻治一人”的意思也不是就不接触临床,吴鞠通曾经说过,他在这个时期是“进与病谋,推与心谋”,意思是说白天在看到疾病的时候是在面对着疾病思考,晚上回来是自己用心再去揣摩,这句话说明他也经常接触病例,有可能是有一些跟师实习的机会。
但是,“进与病谋,退与心谋”这句话算是流传下来了,算是中医名言之一,后世的很多医家把这句话做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认真思考,各位可以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
就在这样的苦读与思考的过程中,十年过去了,吴鞠通到了三十六岁的年龄上,在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吴鞠通的命运。
第134节
日期:2008…8…13 18:38:06
初露锋芒的时刻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呢?原来,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对于这次瘟疫的治疗,当时的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估计是大家开始疯狂地翻书,想找到治疗的方法,但最后只能急得干瞪眼,结果因瘟疫而死者不可胜数。
纪晓岚曾经记载到:“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
这里面提到的张景岳,是明朝的一个医学家,按照纪晓岚的说法,看来张景岳的办法此时不大灵了(其实是大家不会应用而已,后面我们将看到吴鞠通是怎么用的),而吴又可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写《温疫论》的那位,他的办法主要是使用大黄等药来泻下排毒,此时这个方法证明也不行,当然,不是说人家的办法不好,而是不对此时的这个病证。
这个时候,吴鞠通正好是三十六岁,学医已经是十七年了,怎么办?难道还要谨慎地等待吗?
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吴鞠通当时正在问自己的问题,他也一定在观察着疫情的发展,观察着患者的症状。
这个时候,倒是吴鞠通的朋友们坐不住了,大家纷纷跑到吴鞠通的住处,围着吴鞠通,开始劝他:兄弟,出手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都养了十七年了,怎么着也该用一回兵了!
吴鞠通还在犹豫:我的学问还不够……
朋友:啊?您的学问还不够,那边刚学两个月的都开始治病了,您要是总这么谦虚那可就没个头了!回头您学了七十年还觉得自己学问不够,那可怎么办呢?甭想那么多了,上吧!
就这么着,吴鞠通被朋友们推上了前线。按照吴鞠通自己的说法是:“诸友强起瑭治之”。
实际上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面对如此大的瘟疫,以吴鞠通忧国忧民的性格,能袖手旁观吗?其实他是早就应该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因此才能一出手就有了很高的命中率。
那么,吴鞠通到底是用的什么法儿来解决这场瘟疫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医案吧,很庆幸,在《吴鞠通医案》中留下了公元1793年的几则瘟疫医案,这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
癸丑年(1793)年七月初九日,有位姓刘的同志请诊,这位刘老同志六十岁了,一向好喝两壶,这在中医里叫做“酒客”,患上瘟疫以后,这些医生以为是伤寒,就给这个刘老同志解表药发了发汗,结果是导致“津液消亡”,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更重了。
吴鞠通来到刘同志的家后,一看,果然是够重的,只见这位现在开始尿血了,一尿就是半盆(各位别害怕,这是和着尿液呢,要是全是血那他就等不到吴鞠通的到来了),一问,敢情都已经尿血尿了三四天了。
再看他的脸色,脸上的颜色“大赤”(注意:这是中医的望色诊法),然后再看舌头,只见舌苔老黄,中间是黑色的(这里也要注意了,舌苔的颜色如果是焦黄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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