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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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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舍不得走开,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调着弦,一面就问胡立功:“你会唱梆子么?”文采走到房门口张望,黑了下来的院子里很寂寞,对面厨房里又拉开了风箱,水气在灯光下升腾,孩子、女人、老头都挤在一个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热闹。他又转过身来找老董谈闲天,极力想抹去适才他对于张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中学到了能写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常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区工会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长篇大论的讲演一样。
晚饭做好了的时候,张裕民才又走了来,他只默默的坐在旁边抽烟,杨亮又说到以后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烧,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饭,并批评他不该这样费事。文采看见他敞开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气扑过来,好像还混和得有酒味。他记起区委书记说过的,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在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这话又在他脑子中轻轻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区委书记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话:这是一个雇工出身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
吃过了饭,按照杨亮和胡立功的意见,先了解这村的情况,区委书记和老董虽然曾经简单的说了个大概,究竟还模糊。张裕民和李昌也赞成这意见,正准备说开去,可是文采同志认为人太少,他决定先召开村的干部会,并说明这是走群众路线。张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临时四方去找人。过了很久,来了村副赵得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农会主任程仁,村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李昌是支部宣传,连张裕民一共是八个人。只有村长没有来。村长是谁呢?却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荣。在今年春天,他们又在赵得禄的提议下把他复了职,他们的理由是要他来跑腿办事,说他是有钱的人,误得起工,只要不让实权落在他手上就行。这意见村干部都以为很合理,于是便这么办了。
八个人都没有什么准备,心里很欢喜,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加上这几个人都还陌生,也怕说错话。像张正国这种老实人,只觉得腼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门口,连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热的,也有许多想头,就不会说,也不打算说,他自从参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认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卖命的,却不是说话的。
爱说话的老董在这小小的会议上传达起土地改革的意义,他每次说话总是这样的开着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接着便说要去掉三怕思想,跟着话便说远了,连什么加拿大工人罢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
12 分歧
张裕民从西屋里走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似的。老韩还坐在厨房门口歇凉,老韩问:“你还回来不?”
“不。闩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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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跟着他走到外边,悄悄的说:“村子上人都知道了,都在向咱打听呢,问他们是从区上,还是从县里省里下来的?”“嗯,就说从区上下来的。”张裕民头也没回从小巷转到南街上去。看见那黑汉子张正国肩了杆枪站在街头上,他心里想:“这小子是个靠得住的。”他就走过去。
张正国在屋子里时候,已经很瞌睡,但一出来,在凉幽幽的街头走了两个来回,倒清醒了。这时他迎了上来,用肘子去碰张裕民,悄悄的说了三个字:“合作社。”张裕民在薄明的黑夜中又望了望他的面孔,没有说什么,朝北到合作社去了。
合作社的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在小院子里便听到许多人在里屋说话,一股热气从房里钻出来。只有刘满一个人站在外屋的柜台边,他赤着上身,两个胳膊抱在胸上,嘴里叼了一支香烟,恶狠狠的望着进来的张裕民。张裕民没有注意到他,只听见赵全功在里边说:“你说他是经营地主,对,他不雇长工,可雇短工呵,要论地,除了李子俊就数他多了。”
程仁却接下去说:“经营地主,嗯,他也算地主么?那么,他这个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样,李子俊是坐着不动弹,吃好,穿好,要钱,……他老顾么,是一滴汗一滴血赚来的呀!
他的生活也不强,省吃俭用,咱们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样看待,管保有许多人不乐意!“
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也接着说:“这次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那年张三哥同他闹了架,他们家烧饭的又病倒了,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说出了一身汗,着了凉,感冒了两个月才好呢。”
“哼!你们天天嚷替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办事,到要改革地主了,又慈悲起来,拿谁的地也心疼。程仁!你个屌农会主任!你们全是软骨头!”
这说话的是张正典,长久都不活动了,今晚却留在合作社里,他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只是使张裕民很注意,他就不进去,在刘满的旁边,柜台上坐了下来。
里边屋子里是刚才从老韩家里出来的一伙,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话说,瞌睡得很,可是一出来,大家脑子里都涌出了很多问题,谁也不想回家去,几个就到合作社来,把已经睡了的任天华也吵起来。不过他们的思想都很混乱,不知道这土地改革该从哪里做起。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虽然不能说一人一样,可是总不齐心。尤其是赵得禄觉得很无意思,他一人坐在面柜上,心里想:“说让江世荣做村长做坏了,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一点曾经被文采同志批评过,他很不痛快,心里有些不平:“这又不是咱一个人的意见,从在日本人手里,咱就是村长,到如今一年多,咱误了多少工!咱是个穷人,一家五口,才三亩坡地,一年四季就靠打个短;两次分果实,咱什么也没有得到。江世荣是有的,他又能干,叫他跑跑腿,不正好?他们却说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去了,混话!如今江世荣敢动个屁,哪件事他不要看咱们的脸色?咱又不是个傻子,咱不弄他,还让他弄了咱不成?”他便又想到江世荣知道他日子艰难,不好当面说,托人转手借了两石粮食给他,要不是这两石粮食,他们五口人早就没饭吃了。
钱文虎是个老实人,他做了十多年长工,解放后,雇长工的人少了,他就专门打短。别人都知道他和钱文贵是远房兄弟,也知道他们并不对劲,钱文贵即使在本家也没有人说他好。
李昌也不赞成任天华的意见,却不服气张正典骂别人软骨头,他便嚷了起来:“典五哥!这次瞧咱们哥儿们的了。这次可比不得去年,去年你叫嚷得凶,那是许有武上北京了,他人不在家,谁也敢骂他的祖宗;今年春上找个老侯,清算出一百石粮食,老侯那时病倒在床上,他儿子又小,大家心里盘算得罪他不要紧。这次,嗯!程仁!你是农会主任,你看今年该斗争谁?”
“今年是只分地嘛,还是也要闹斗争?”赵全功也跟着问。“按土地改革,就是分地,只是——”程仁想起了孟家沟的大会,又补充道:“也要斗争!”
“当然罗,不斗争就能改革了?”李昌满有把握似的。“只是,孟家沟有恶霸,咱们这里就只有地主了;连个大地主也没有。要是像白槐庄有大地主,几百顷地,干起来多起劲,听说地还没分,多少好绸缎被子都已经放在干部们的炕上了。”逐渐腐化了的张正典,对于生活已经有了享受的欲望——不过假如他真只是有某些自私自利,那倒是可以被原谅的。他还向不大舒服的赵得禄说:“咱们这些土共产党员可同人家不一样,不是村子被解放了,哪能像大海里的鱼,自由的游来游去。咱们都有个家,叶落归根,到底离不了暖水屯。要是把有钱的人全得罪了,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嗯,谁保得住八路军站得长,别人一撅屁股就走了,那才该咱们受呢。干水池子里的泥鳅,看你能滑到哪里去?”
赵得禄瞧不起这些没骨气的话,要害怕,当初就不用干这一行。他心里骂他是动摇分子,又不愿得罪人,就不说出来。
张正典明白有人不赞成他的婚姻,都说他给钱文贵套走了。他觉得这些人真不讲道理,“钱文贵不是反动派,也算不了什么地主,八路军连他儿子也要去当兵,为什么咱就不能要他的闺女?过两年钱义要混得一官半职,还不是八路军里面叫得响的干部,看你们还有啥好说的?”过去他在村子上很得信仰,张裕民也很看重他,到这半年来,他就一天天脱离了大伙,他觉得别人对他抱意见,他也就少管事,他的想法,说话,也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有时他为怕别人打击他,就装得很左,有时又很消极,在后边说些泄气的话。
李昌还在追着问:“咱们这次该斗争谁?”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他们脑子里一个一个的去想,有时觉得对象太多,有时又觉得都不够条件,或者他们想到过谁,却有顾忌,他们不好说出来。
“这还要费脑子么,当然拣有钱的,哼!李子俊的甜馒头不错啊!你们都哑了?董主任不是说过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依我说,明天就把他看起来,后天公审他。”
张正典又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李昌也争了起来:“拔尖要拔头尖!像李子俊这号子人,并非咱们是一个姓就来护住他,他有钱是有钱,可是在咱们手里他敢动一根毛,叫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
张正典也接下去:“那么依你说,守着地主不斗争,是不是只有许有武才有条件?难道还得上北京把他找回来?你说咱怕他,好,只要你能找回来,咱就敢毙他。”
“哼!好费话!”赵全功也忍不住了,“咱说,你们谁也不要包庇谁。这些有钱的,吃冤枉的,作践庄户主的,谁也不能放过他”。
这把两个人都说得生气了,两人都跳起来质问他,可是赵全功还要补充说:“谁有心病,谁自己知道。”
赵得禄为解救这个要坏了下去的局面,便问大家要不要临时立个大灶,安几口大锅。他们都知道有些村子就是这样。
去年暖水屯闹清算也安过。这样办起事来方便,干部们和民兵在一道吃饭,叫人有人,免得稀稀拉拉为了回家吃饭误事,这样大家也更有劲。可是又有了两个意见,而且又冲突起来了。张正典说干部日夜要开会,民兵日夜要放哨,当然要,白槐庄就是这样,五六十人一道吃饭,可不多热闹。这又不要另外开支,有什么吃什么,现存的胜利果实,有什么不应该。程仁反对这个意见,说这是浪费,干部们要开会,老百姓也要开会,民兵放哨,民兵还要打仗呢。再说区上来的几个同志,他们已经交代过了,他们有粮票菜金,哪一家都可以去吃饭,动不动胜利果实,胜利果实该归老百姓,难道就让干部吃光了?要是没有胜利果实吃,干部就不开会了?程仁这一套意见立刻得到大家的拥护,把张正典气得噘着个嘴,咕噜着:“你们就会说漂亮话,看你程仁这回分不分地!”李昌趁机会也说:“你就是和大伙儿闹对立,你要不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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