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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诸问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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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只要本文有可能接受这种诠释，这种诠释就必然会比一种逐字逐句的诠释更受欢迎〃，至于它是否符合圣经作者的原意，这一点是可以存而不论的，且无关紧要，至少我们有如此理解其可能性的权利。在此，康德提出了一个理性宗教的二律背反，即正题：一个有罪的人，假如他做理性的思考，那么他必定会将历史中启示出来的救赎看作不是无条件的，即要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为前提（一个恶棍决不配得救，否则他就不能对救赎抱有希望。
所以，对善的生活方式的道德信仰必须先行于历史性的信仰；反题：但既然他是有罪的，如果他首先不信上帝，不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救赎，他又从哪里得到奉行善的生活方式的动力呢？所以历史性的信仰又必须先行于道德信仰。：康德认为，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命题其实并不冲突。前者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是从理论的角度看问题；前者合乎道德（应当），后者合乎经验事实（历史）。但由于在理性宗教中所涉及的根本上是个实践问题，所以康德在此偏袒正题，认为从改善生活方式开始应当是救赎的信仰之唯一最高条件，对救赎的信仰虽然是教会的历史起点，实质上只是道信仰的一种工具，而反题却误把对改善生活方式的道德信仰当作使人得救的工具了；不过康德又认为，正题与反题、善的生活方式与得救、道德信仰与历史信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回事，这就是不要拘泥于现象界，而应从本体上看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偶然的历史现象底下看出道德理念的必然进程，从而脱去那层人类幼稚时代的、今天已变成多余的束缚的历史信仰的外衣。
根据这种理解，康德辩证地解决了基督教神学长期争论不体的理性与信仰的冲突问题。在他这里，信仰与理性在实践本体的意义上就是一码事：信仰不再是盲目信仰、狂信和迷信，而是理性的信仰；理性也不再只是一般知识和理论理d性，而是比理论理性更高的实践理性。〃所以二律背反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它是把只不过在不同关系之中被看待的同一个实践的理念通过某种误解看作了两种不同的原则〃，也就是由于把现象和本体混为一谈而导致的。除了从哲理上阐明宗教信仰与教会历史的区别和内在本质联系外，康德还从现实教会的历史来说明这一关系。
在这方面，康德极力贬低犹太教的宗教意义，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神权政治体制〃；同时大大推崇新约中的希腊理性，认为普遍教会的历史应从基督教（而不是犹太教）算起，这充分体现了康德的启蒙理性立场。但他也看到，尽管福音书中强调道德信仰和善的生活方式是唯一使人得救的，而充斥着奇迹和奥秘启示的历史性信仰只是早期的引导性工具，但基督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却让神秘狂热、迷信、独身、教派分裂、教阶制、政教合一、蛮族入侵、科学衰微、十字军、异端迫害等等泛滥成灾。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本性的不良倾向最初只是用作一种引线，后来却被当成了世界宗教的基础。康德庆幸说，直到今天，才来到了基督教会史上最好的时代，可以在理性的丰厚士壤上让真正宗教信仰的种子自由萌发了。
因为这个时代普遍接受了两个基本原则：1。不否认历史上的神迹、启示等等超自然、非理性的事物，但也不把它们强加于任何人，仅用来作为儿童宗教入门的教科书和维系教会的形式上的纽带；2。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应建立在这些历史故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身无条件地有价值的道德原理之上，圣经故事只应看作这些道德原理的形象化象征。总之，康德在这篇文章中的主旨，就是力图从基督教会史中，将他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所建立的道德宗教原理揭示出来、阐发出来，并摆正历史性的信仰和道德信仰的关系。他不是直接用历史为理论作例证，而是把历史当作理论的某种象征来加以诠释。康德为什么一定要以历史上的教会来作道德诠释的文本，而不是像法国唯物论那样用道德抨击教会，或像费尔巴晗那样直接建立与传统宗教相对立的新宗教，对此人们一方面可以归之于康德面对传统教会势力的某种〃妥协性〃；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康德的诠辞中实际上已开始萌发了后来由黑格尔发扬光大、而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充分肯定了的〃历史感〃。换言之，康德在宗教问题上不自觉地使自己的理论与对历史进程的内在线索的分析相符合，这是对其批判哲学的抽象性、〃纯粹〃性的某种突破。
此外，康德的道德学说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甚至导致对现存一切教会体制的（尽管是有保留的）承认和接纳，这除了有德国市民的软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理论根源。对此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和论证，这里只限于指出：西方文化通过〃天人相分〃而建立起来的个人意识或个体主义原则，一旦作为某一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最终都必然要引向神来作为天（自然）和人的调解者，这一点特别典型和透彻地体现在康德的体系中。
（四｝良知和善功
第四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是讨论教徒对教会的服务的，是从面三篇文章中引出人们对宗教活动应持的态度（类似于《纯粹理性批判》中从〃要素论〃最后引出〃方法论），其标题为：｛论善的原则统治下的侍泰和伪侍奉，或论宗教与教权制》。其中〃侍奉（Dienst）〃一词意为服务、效劳；相应地，Verdienst就是功劳、功绩，所以这一章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善功问题，即：什么样的侍奉才是真正的善功？康德认为，基督教本身有两个方面，即作为〃自然宗教〃的方面和作为〃博学的宗教〃方面。
所谓〃自然宗教〃，康德在此是指每个人凭理性自然而然就能理解和接受的那些教义，属于〃理性主义的〃宗教，它本身是用不着对历史知识（包括启示、神迹）的博学的。〃博学的宗教〃则是凭历史知识来说服和劝导的，包括对耶稣生平事迹和言行、圣经记载及各种旁证的研究，这是向无知大众宣讲传教所不可缺少的。
康德认为，对这两方面的侍奉都是有助于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只不过前者是独立的、主导的，后者则是为前者服务的，是间接有功的，它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是为了普遍传播的目的采用的技术性手段，为了用一套带有历史性权威的规章使人们联合为一个可见的教会。基督教比犹太教优越之处就在于它一开就是与理性紧密结合着的，在耶稣那里它就是作为一种非规章性的道德宗教来表述的，它的规章实质上包含着普遍理性的内在原则。忽视这些规章的间接性、工具性，把它们当作本身具有根本价值的，这就是对上帝的〃伪侍奉〃，它只能形成教权制，其中没有仆人，只有官员，没有侍奉，只~有统治，它是建立在〃宗教妄想〃之上的。宗教妄想是由对上帝的拟人论导致的，以为凭讨好神灵的献祭、自虐和无用的牺牲即可使上帝变得更仁慈一些。
这种拟人化在宗教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作用只在于引向理性的道德信念；一旦我们上升到了道德的层次，我们便不应再停留在这种幼稚状态，不应把这些规章本身当作使上帝满意的最高条件，而应确立一条自明的基本原则〃凡是人想让上帝满意而自以为除善的生活方式外还能做的任何事，都只不过是宗教妄想和对上帝的伪侍奉〃。所以，康德否认一切外在的善功能够成为对上帝的侍奉，认为赋予这些善功以绝对的价值就是偶像崇拜，与野蛮人的低级宗教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善功是一个恶人（出于恐惧和利害）也能做到的伪侍奉，实际上是把上帝当成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真正的侍奉应是道德性的，是〃心的侍奉〃。不过康德又主张，如果不是将教会的外在仪式和规章制度如默祷、去教堂、受洗礼、领圣餐等误解为对上帝的邀宠手段，而只是理解为用感性直观的类比来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的手段，从而摆正两种侍奉（即对不可见的教会的侍奉和对可见教会的侍奉）的主从关系，那么这些规章和仪式就有其一定的（虽不是本源的）价值。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这两种奉方式的秩序，〃真正的启蒙就存在于这种区分之中〃，颠倒一下两者的关系，就成了不自由的、奴性的伪侍奉。康德还进一步指出，甚至从向无知大众传播教义这个角度说，道德法则也是任何头脑简单的人都可以立即接受的，而且比起对规章和启示的历史性信仰来，它不需要学问，也不会引起纷争，而是直接导致一个道德立法者即上帝的概念；它是从每个人内心深处引出的法则，只有用它来诠释历史性的信仰，才使后者有了真正的约束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最后一节〃宗教事务中良知的引导〃中讨论的问题。什么是〃良知〃？康德所下的定义是：良知是〃自己对自己做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它与实践理性把一个具体行为置于法则（道德律）之下来裁决不同，而是把这个理性裁决本身也推上理性的法庭来裁决。这样得出的良知的公设是〃切勿冒不义的风险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只做那种确知其并非不义的事情。这是更高层次的实践法则。康德举例说，中世纪的异端裁判官忠于自己的规章性的信仰，按照铁面无私的程序判决一名异端以死刑，并自以为是按照上帝的意旨在办事，那么要问：他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吗？康德认为，如果他不能完全确定无疑地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不义的，他这样做就是丧失了良知。
但他从哪里能得到自己这种确定无疑的信心呢？为了宗教信仰的问题而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这种事只有上帝亲自来做才肯定不是不义的（如圣经中说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但谁能自诩得到了上帝的这一启示，并自诩对上帝启示的这种解释（启示总是由人来解释的）是绝对无误的呢？推而广之，〃对于一切历史性的信仰和现象性的信仰来说，情况都是如此：亦即总还是留下了在其中发现某种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不顾这种信仰所要求或者所允许的事情也许会是不义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是冒着违反一种自身确定无疑的人类义务的危险而去接受这种信仰，这就是没有「良知叫。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主人公并不是对纳粹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才决定营救数千名犹太人的，而仅仅是由于没有在自己心中悍然否认这种大规模杀人也许是不义的可能性，因而他虽不能算是英雄，也不是先知先觉，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们称之为〃义人〃。
康德认为，在宗教事务中遵从良知的引导，不仅表现在自己不做违背良知的事，而且表现在不强迫他人做自己在良知上也没有绝对把握的事。在这种意义上，良知就是为信仰自由留下余地。因为人只有对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才可能有绝对确定无疑的把握，而对历史性的东西，〃实证的东西〃和教士们规定的东西，一个自由思想的人可以不受其局限。许多人信仰这些东西是出于所谓〃安全准则〃，即在信仰对象上宁多勿少，认为这至少没有坏处（类似于我们通常说的〃见庙烧香，见佛叩头〃），这在康德看来就是以不诚实为基本原则，是违背良知的。真正良知上的安全准则应当是：只要启示和历史性的东西不违背道德法则，那么我虽不去担保其确实性，但也不贸然拒绝它们，而只是在这些之上寄托以对自己凭善的生活方式的道德信仰所配得的那种幸福的希望。
可见，康德在此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不要用任何借口损害人的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是每个人永远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一个人（奴隶、农奴）、也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自由是〃不成熟〃的，因为自由才是一切〃熟〃的前提，成熟总是在自由的尝试中，伴随着失败的危险才实现出来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家庭关系、国家治理和民族的发展。康德最后指出，所有这些误解的根源，都是由于在上帝的三位一（即神圣的圣父，仁慈的圣子，公正的圣灵）中片面地回避对第一位格的义务，而专注于追求第二位格的恩宠，不去做一个好的仆人，而是争当上帝的宠儿，致力于虔诚却不致力于德性。这就使人不论多么诚惶诚恐地向上帝祈祷，却仍然是一个不带榈的奴隶。康德主张，只有将圣洁的德性和对恩宠的虔诚结合起来，并且这种结合不是从受宠到德性（这只会最终只求受宠而厌弃德性）。而是从德性进到配得的恩宠，才是一条合乎正义（公正）之路。
毫无疑问，康德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实证的基督教〃的抨击是够猛烈的，有时简直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分明揭示了欧洲近代基督教那种良好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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