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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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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对西方哲学根本不了解，自从严复以后呢，他已经提出来了，西方船坚炮利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物质条件的优越，而恰好在于思想方法的先进。西方之所以比我们强，比我们先进，主要是先进在思想方法上，包括哲学。于是他主张大力地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比如说培根的归纳法。他说：“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正以此耳。”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实实在在地启蒙、开民智、启发民智，一切都那么有用，西方的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哲学，都能够达到有用的效果，正是因为他们的方法论即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表明“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正显出了它的用处。而中国历来强调“经世致用”的这样一种儒家学说，恰好没有用处。强调实用的恰好没用处，在历史上它曾经有用处，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但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它不堪一击。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因为它强调的实用只是限于政治实用，而不是技术实用，因而它不重视方法和方法论。西方的培根的归纳法在严复看起来，恰好就是由于重视方法论，所以“一切皆归于有用”。
所以严复的这个出发点是：你看西方的东西多么有用！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的东西，哲学、方法论，你讲了半天方法论，人家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因此历来我们认为这个没什么用处，是空谈方法。但是没想到，恰好人家后发制人、后来居上，你那些东西反而没有用了。当然严复在这里重视方法论的掌握比只重视结果要更上一层楼。中国的传统儒家、法家，这一套政治理论始终是只看结果，只重视效果。苟子不是有“儒效篇”么，儒家的效果。儒家的效果是好的，那么就是有用的，但是不注重方法。严复注重方法的掌握，应该说是提高了一个层次。但是这个层次呢，他的基础还是“一切皆归于有用”，终归还是要“有用”。所以最后他是要介绍进来一种有用的方法论或者说有用的哲学，这是严复介绍近代西方哲学的出发点。所以出于同一个目的，他大力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我们看到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为他的最大的业绩，以此而出名。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却不去翻译达尔文本人的著作，而是翻译了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他把它翻译成了《天演论》，连名字都给它改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出，他和达尔文不同，达尔文是个自然科学家，赫胥黎是想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跟伦理学结合在一起。那么严复选这篇把它翻译过来，显然是着眼于自然科学的伦理学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规律。但他另外取了个名字叫做《天演论》，这名字其实不对的。有人写过文章研究，说中国的“天”和西方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天道”运行、“天演论”和“自然进化论”，其实这中间是不能等同的。这且不去管它，他翻译这本书，研究者也指出了，他不是原原本本翻译的，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以此作为特殊的斗争手段，来呼吁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这是黄见德先生在他的一本书《西方哲学东渐史》里面讲的。他还说：“由于翻译这本书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动机，所以在翻译上它不是赫胥黎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当然我们通常认为，他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理想的。但是你在研究它的时候，实际上考虑的还是怎么样有利于国家的前途发展。从主观动机的出发点来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不是忠实的、原原本本的译本。他甚至于把其中原来的、本来包含有的关于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确定性等，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本体论层次的部分全部删掉了。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用的东西，他把它们都删掉了。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这些东西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的这个翻译完全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特别是“信”。他讲这个翻译的主要、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放在第一位，但是他自己的翻译把西方人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形而上学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恰好不可“信”。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明显，他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他重视方法论，但是呢他忽视本体论。方法论他还可以接受，他把西方哲学仅仅看作方法论。但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他不愿意译出来，没有兴趣，所以他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并且像斯宾塞那样把它转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来做一个类比，那么它就只是一条客观的原则、客观的自然原则，从这条原则里面将会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劣等”民族应该被淘汰，也必定会被淘汰。物竞天择嘛，我们既然是“劣等”民族，我们被淘汰就只能认了。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是要被淘汰嘛，这是自然规律啊，你能违抗吗？这当然是严复所不能接受的。相反，他之所以翻译达尔文的学说就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危机感：我们将要灭亡了，我们该怎么办？你如果得出一个“劣等民族必须被淘汰”这样一个严酷的结论，那你不是适得其反，和你的这个初衷完全相悖了？所以他解释，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就只是“任天为治”、随波逐流、任其自然，该淘汰就被淘汰，这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了。人家本来就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该把我们灭亡。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把进化论理解为一条主观的实践原则，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那么呢就能使中国人起来“与天争胜”。一个是“任天为治”，一个是“与天争胜”，争强，要自强，在这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面前，严复选择了后者。如果你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那只能够任天为治，灭亡是必然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严复不是从客观自然规律、不是从理论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从实践这个角度，立足于实践。就是说我翻译这个东西不是要说明我们中国人该灭亡，而是说明我们中国人为了能够不灭亡你就要努力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进化规律，你就得自强、就得奋起。这是他翻译进化论的伦理原则、伦理的立足点。他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不是说完全客观地、科学地介绍西方的思想，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要激发国人起来抗争，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他的翻译仅仅是在政治伦理方面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已。当然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呢，还是正面的评价，就是说他当然只能这样，否则的话难道说我们中国人就该灭亡么？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样一来达尔文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被模糊了，就被掩盖了，肯定是这样的。你要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志气、自强，那么你就不能那样客观地、科学地、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吸收过来，你必须有选择、有挑选、有评论、有取舍、有改造。
所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在翻译的时候删掉了一些东西，在行文中间他也有不忠实于原著的地方，它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于中国人需要的、适合于严复对中国人的需要的理解的。所以他翻译的《天演论》与其说是赫胥黎的原本，不如说是严复所创造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创造和借题发挥，是他结合赫胥黎的一种观点来重写的。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以当时时代的紧迫任务来为他进行辩护，就是说救亡图存，他当时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如果是任天为治，那样客观地翻译过来那将会是什么效果呢？那肯定是消极的后果，我们今天评价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决不能够把那样一种方式当成我们今天一般的、正常地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了。我们当然还有危机，但是是另外一种。它不是这个层次上的危机，已经没有必要用一些自造的幻影来蒙蔽国人的眼睛，激发我们的志气。而且我们国人的志气为什么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自欺的方式才能被激发起来，这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如果你把客观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丧失信心了，中国人承受不起科学、承受不了真理，只能够自欺，这个也是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弊病，这种国民性也应该反思。我哪怕认识了残酷的真理，我也能够承受得起，这才是一种比较坚强的国民性格，当然这种国民性格今天还有待于我们去塑造。这是严复的一个例子，这就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错位，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在另外一方面，跟严复所采取的立场呢，是很不相同的，把他跟严复做一个对照很有意义。王国维的立场也是介绍西方哲学，但是他的立场比严复要高一筹。在哪方面要高一筹？王国维向西方学习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他看不懂，看了很多遍也看不懂，就转向叔本华的哲学，他觉得深得我心，一看他就懂了，马上就接受了。那么他接受叔本华的哲学呢，他的方向和严复不同。严复是为了救国救民，王国维是内向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兴趣，而且是出自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在叔本华那里他找到了与他相契合的一种人生哲学，这个是和严复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在王国维这里他开始了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关切。他说：“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须博稽众说，而唯真理是从。”这是王国维的观点。就是你不研究哲学则已，你要研究哲学的话就必须博稽众说、博采众说，然后呢“唯真理是从”。各种各样的学说你都要兼收并蓄，然后选择其中你认为是真理的，你去服从它。但是你要追问他的兴趣和关切从何而来，当然最终他不是出自于学问本身，哪怕他是为学问而学问，他这种为学问而学问最终的基点和出发点，依然是来自于救国志向。中国人缺乏一种真正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即使是提倡“为学问而学问”，那目的最后还是来自于救国的志向。所以他讲中国“今日最亟需者在援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要引进西方世界最进步的学问。这还是救国救民，跟严复的出发点基本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恐怕永远都会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包括我本人都是这样。我讲“为真理而真理、为自由而自由”，后面的潜台词还是这样，否则的话我干嘛这样说，干嘛这么努力地给大家说呢？还是有一种儒家的士大夫那种出发点的东西，最后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改造国民性，拯救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我们陷入到另一场危机，陷入到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伦理危机，那么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还是这个观点，救世的观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要简单化，要把这个出发点尽量地推到后面去，尽量地扩大它的容量。要把西方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容纳进来。你能不能容纳进来？比如说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你就追求这个东西。隐藏在背后的救国志向你不需要提，那是自然在那里的，但是你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王国维已经有这样一种结构，严复还没有。
王国维已经有这样一种结构，他虽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志向，但是他在里面容纳了西方的一种科学精神：“为学问而学问”，“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很冲突，但是你如果把艺术看作就属于一种人生的话，那么也没什么冲突。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他的人生。他“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为他的人生，他把人生看作艺术。所以在这里呢，表面上看起来它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引进西方哲学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是另一方面它却要求输入不带任何政治性的纯粹哲学。这是黄见德先生在他的书里面指出的一个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矛盾，一方面它要求救国救民，但是它引进的恰好是和政治不相干的一种纯粹学问——叔本华的哲学。叔本华的哲学根本不谈政治，他只谈人生，好像是不相干。黄先生又讲，“王国维之所以提倡吸取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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