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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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