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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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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
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
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
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民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这二十年整矣。此试巧合，
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
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
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
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其权力已失，正以权力已失，而益
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
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何论东北！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从东北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照他们的话说，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郑孝胥胥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都主张等一下去东北的人，而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不妨就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惟恐我变了主意，忙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个奏折可说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材料：
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同凡事
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
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
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
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
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
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
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混群疑，赴
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
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
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
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
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
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
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
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
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
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
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
晋文公借秦力以复国，必有栾、卻、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
吴，亦有子西等旧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
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
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
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
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
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
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
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
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
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
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其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
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
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
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
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会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
在这各种不同的想法里，静园里越加不能安静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二 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我对于日本军政双方有了新的看法，和陈宝琛那一伙人的看法有了分歧。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只肯联络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只肯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决主张，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现在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日本人一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冲日纠纷”，另方面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攻击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虽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们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这也和我的感觉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使我更加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代表英国外交部，来办理废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顺便前来看望看望我。他为我的“前途”表示高兴，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一篇序文，他说，他将在这书的最末添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舞。佟济煦先回来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销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表示的尤其乐观：“奉天一切完备，惟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的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随时准备响应复辟。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在促使我急于动身。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非常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报道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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