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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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注＇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注＇。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口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冻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注＇，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拚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忿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役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溥伟忿忿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拿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清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没信心。溥伟就请求“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

　　“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碰头回答。

　　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下去吧。”

　　末了，善耆又向太后嘱咐一遍：“一会，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摇头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

　　“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注＇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这个清室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

　　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

　　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