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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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旅游，沿铁路公路你会看到一条白色垃圾带，塑料袋快餐盒迤逦不绝。中国北方道路两边，秃山多于青山。

　　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６０％已经下降到了３０％。中国草原三分之一都已退化，并仍以每年两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一万平方公里，沙漠以每年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可是在中华环保基金会的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近三分之一的人认识不到我国的环境问题。

　　中国曾把“四书五经”、“忠孝仁义”当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当作封建迷信活动，各地孔庙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毁，传统典籍被束之高阁。韩国的孔庙大部分还完好，韩国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韩国人重视家谱，中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

　　中国曾喜欢看美国大片，近年来韩国电影电视风靡中国。《铁达尼号》上演之际，在中国创了电影票价的历史纪录，这部电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赚的钱都多。然而当时在韩国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抵制观看《铁达尼号》，理由很简单，如果有３００万韩国人看这部电影，那么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都会流到美国去。电影学家还分析说：“韩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好莱坞和欧洲片，他们对本国影片更为偏好。”

　　中国人从小教育孩子不要吃亏。在中国的大学食堂，打饭时学生们总是挤作一团。然而留学韩国的中国人却发现，韩国学生自动排队，饭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里，无人监视。到韩国生活的中国人发现，韩国公园里陌生的小朋友之间也会互相分给对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来时我有点不习惯，不敢让孩子接受。时间长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较了，可以对比一下球迷。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的表现给全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场上服装统一，用具统一，口号统一，数万人掀起红色巨浪，高呼“大韩民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球迷人数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为战，从服装到口号，五花八门，形不成合力，只感到杂乱。比完赛，韩国球迷都要收拾好身边的杂物再走。可是中国球迷所到之处，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许许多多的小五星红旗！


　　不容回避的偏见
　　一个玻利维亚籍华人在网上发了一张帖子，说他在这个南美国家屡遭歧视。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日本人，他们会肃然起敬；如果你是韩国人，他们也会和你套套近乎，说韩国货不错。可是你要是说你是中国人，他们立刻会换上一副嘲讽的表情，怪声怪气地喊：ＰＯＬＬＯＲＥＣＯ（即：“鸡好吃”——因为华人在这里开餐馆叫卖烤鸡的多）。原因是近年来偷渡到此地的华人日益增多，“五花八门的失身份、伤国体的事出了许多”。

　　这个帖子让我深受刺激。我听说过发达国家歧视我们，把我们当成《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些留着辫子的“清国人”，可是头一回知道原来还有第三世界小国国民也一样看不起中国人！

　　从那以后我开始稍为注意此类信息，结果屡屡让人震惊。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半年的中国学生在文章里说：“问十个中国人，有九个知道美国总统是谁，而问十个美国人，也许会有一个勉强知道中国主席是谁。”

　　一个西方国家在《中国旅游指南》中告诫旅游者，中国人有如下不同：“一、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乱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二、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三、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

　　不再举例了，例子不胜枚举，再举下去会有更多让人无法忍受的说法和词汇。我终于明白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是旅游者面对镜头或者话筒的滔滔不绝的友善之词，也并不完全是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连篇累牍的由衷赞美。

　　当然，上述所引抑或仅仅是一种偏见，仅仅是部分外国人的说法，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仅仅是部分中国人。对于这些歧视和偏见，我们有理由义愤填膺，有理由痛加驳斥，也有理由找出各种原因加以解释。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一笑置之或者不屑一顾。我们不应该只搜集外国人的溢美之词而听而不闻他们的刺耳语言。那些偏见偏激甚至恶毒，然而即使是谩骂也不会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反思一下这些话语，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给其他国家的印象，更有利于准确地认识自己，也更有利于我们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

　　我们这个民族自身是否有着较为严重的缺点，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走遍国内的大小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大街小巷的“办证”广告。几乎是中国城市每条街每面墙上都堂而皇之地公布着造假者的联系方式。在世界各国中，这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风景了。

　　我们痛恨歧视，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我们为什么被歧视。因为，仅仅愤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　
　　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嬉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稚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然而，多灾多难是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我们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古代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５４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退，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都会有人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尽管这是极为少数的民族败类。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暴政。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