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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万岁-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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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遭遇的各色人物中，早已抽象出各种典型”。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显然是出自不同的“雅化”标准，前者重思想性，后者重艺术性。若就可读性、趣味性来说，沦陷时期的刘云若是要胜过身在大后方的张恨水的。 北方沦陷区的社会言情小说家还有陈慎言、李薰风、左笑鸿等。他们的雅化方向也是力图与新文学拉开距离，思想上强调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谴责西化带来的堕落现象，艺术上致力于情节设计的巧妙和文字描写的生动，实际上是接受新文学的“软件”而拒绝新文学的“硬件”。不过，他们对这样的选择并非是充满自信的，刘云若1943年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 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三六九画报》19卷2期，1943年1月6日。 这意味着，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们是比较惶惑的。 南方沦陷区都市的现代性一般高于北方，作为大众精神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也相对更加趋新求变。予且、丁谛、谭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完全抛弃了章回体，而采用灵活多变的新文艺笔法。曾用“水绕花堤馆主”作笔名的予且，最善于把握上海市民心态，所写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欲望”与“规则”之间的冲突。普通市民的金钱欲、偷情欲，既冒险又胆怯，既真诚又矫饰，都被他刻画得深浅适度，是一种标准的“轻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满明显的对两性之谜的探讨，叙述者明明在描述着两性之间最隐秘的私事，却摆出一副“做学问”的正经面孔，给读者以心理解脱。短篇集《七女书》，长篇《女校长》、《浅水姑娘》、《乳娘曲》等，都喜欢加入各种叙述干预，如“世界上的女子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嫁人的，一种是恋爱的”（《女校长》），“考虑是最能使人心平气和的，最能使事情得着适当解决的”（《考虑》），这便造成一种“寓意深刻”的阅读迷雾，在阅读情调上雅化了读者。其实，去掉那些中学生水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说也许会显得真正高雅些。但无奈予且的中学教师职业使他无法压抑那好为人师的欲望，每篇小说都酷似证明某个人生定理的一道例题。而读者十分喜欢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圆满的解释。通俗小说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读者不像以前书场中的听众一样，自以为低俗，而往往认为受过现代教育的自己情调很高雅，手中捧读的是“有社会意义”的严肃高雅作品，正如许多电视征婚者声称“酷爱文学”，手上拿着一本《汪国真诗集》一样。予且的雅化方向无疑是现代审美情调，只是他的观念和技巧都还不够成熟。 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题材中加入人生、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出来、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变幻叙事视角、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觉派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高广大读者审美鉴赏力的积极作用。 此外的冯蘅、徐晚苹、王小逸、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性较强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露骨的色情描绘广开销路，格调略低于北方的公孙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高于一向被认为肉麻不堪、为人不耻的冯玉奇。他们实际是片面发展了新文学中张资平的一路，经常描写新时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错误理解。张资平沦陷时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长篇《新红A字》（另有一部“腰斩”的长篇《青麟屑》），从技巧上看，还是要远远高于这群效颦者的。 南方沦陷区社会言情小说的擎天之作，当推秦瘦鸥1942年出版的《秋海棠》。这部小说若列入新文学序列点评，品位亦当在中级以上。作者酝酿构思十余载，确定了“揭露社会／人生无常”的双重主题，跳出素材本身的新闻性、玩赏性，围绕人的命运、人的尊严这样的大问题展开凄婉深挚的笔墨，歌颂了高尚的爱情、友谊、事业心和牺牲精神等人类品质中的真善美，控诉和鞭挞了对这真善美的摧残玩弄。作品直面人生，不肯迁就太太小姐们的趣味而改变悲惨的故事结局见《秋海棠》前言。。在写作手法上，删繁就简，条理清晰，重描写，轻故事，情节密度小，以塑造性格为主，注重环境、气氛和特定境况下的人物心理，具有很强的话剧感、电影感，叙事者是一个高雅、正直、善良、极富同情心的现代文人。可以想像，假如没有新文学小说二十多年的开拓，通俗小说在1942年绝对产生不出如此精美之作。《秋海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笔法实已大大超越了张恨水当年的《啼笑因缘》，它所引起的连琐轰动也不逊于后者，若非沦陷时期，它在通俗小说革新史上的地位定会更被注重。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霸气书库
走向多极（3）
武侠小说抗战以来“豪杰并起”，几大巨头联袂称雄，这不仅仅意味着又一轮武侠热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至此完成了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其中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技法的渗透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还珠楼主沦陷时期除继续撰写巨著《蜀山剑侠传》外，还创作了《青城十九侠》、《边塞英雄》、《天山飞侠》等。论者多指责还珠作品“荒诞不经”，用现实主义标准一棍打死。若依此例，《庄子》、《楚辞》、《山海经》、《西游记》，李白、李贺之诗，佛经道藏之语，尽可废矣。还珠所作，本是神怪武侠小说，读者自当在阅读时假定神怪世界的存在。“艺术世界是假定的世界”费定《作家·艺术·时代》P337。，即使对现实生活最逼真的摹仿，也仍然是假定性契约主宰着叙事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如果置假定性于一旁，那末在假定性之后则是赤裸裸的真实性。”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P2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艺术世界中的剑仙们是否可以翻江倒海、借尸还魂、长生不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假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浓缩了人生的真情实理。《蜀山剑侠传》开笔于伪满政府成立之后，第一回便借书中人物之口发出慨叹：“那堪故国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竟落入了满人之手，何时才能重返吾家故园啊！”抗战爆发，万民涂炭，国运艰危，还珠楼主因拒绝周作人等要他出任伪职的劝说，被捕入狱七十余日，受尽酷刑，一身武功大损。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而他的《蜀山剑侠传》此时从第六集起，忽然如有神助，越写越奇幻精彩。其中尤其突出正邪两道的斗法，一边是妖魔横行，杀人如草，民不聊生，另一边是正道剑仙苦修正果，拯救苍生。作品贬斥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欲壑难填的邪魔外道，颂扬生命的伟大、道德的尊严。这些固然不能简单看成“抗战思想”，诸如“邪不压正”等宿命观念也表现出一个传统文化虔诚信徒的迂腐，但起码可以说明，这位神仙世界的缔造者的内心是十分“入世”的，他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如果联系还珠楼主的整个生平来看，他从来就不是“出世”的。1956年他参观延安后赋诗道：“匹夫应有兴亡责，恨我迟来十九年”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应该说，19年前，那兴亡之责就寄寓在他那“荒诞”的大作中了。比起一部活生生的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近现代史，又有哪部小说称得上“荒诞”呢？ 还珠楼主作品的另一雅化之处是其“文化味”。作者并不掉书袋、卖典故，却到处谈玄说偈、指天论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与40年代新文学小说的新趋向存在着一定的呼应。“蜀山谜”中有许多高层知识分子，他们的兴趣恐怕主要在此，就像今日学者多推崇40年代的骆宾基、端木蕻良、萧红、师陀、废名、钱钟书一样。文化味从此成了武侠小说不可缺少的“味之素”。 在笔法上，还珠楼主最擅长从各个角度进行精描细绘，尤其描写雄奇险怪的自然风光，动辄上千字，令人时而心神俱醉，时而须发皆张，这明明是新文学所主张的小说笔法，但新文学小说家中却无人可与匹敌。像朱自清《荷塘月色》、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那样的段落，在还珠作品中随便可以抽出不下几十处。 但是还珠楼主往往沉溺于笔下的诗情画意而忘了小说更重要的任务在于人物和结构，这两点正是还珠楼主的“气门”和“软肋”，它们在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那里被练成了“上乘武功”。 白羽的武侠小说虽也是章回体，但人物和结构都已是新文学式的。他所写的人物，“没有神不神人不人的所谓剑仙奇侠，也没有飞檐走壁杀富济贫的夜行人，更没有为什么忠臣保镖的‘义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艺而已。”吴云心新版《十二金钱镖》序。 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甚至反武侠本身，是白羽创作精神的核心。他十分“狠心”地直面现实，笔下的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霉……威震武林的大侠，一遇官府便做小伏低；沽名谦让的高手，被小辈偷袭击毙；比武招亲的英雄，只招来地痞流氓的轻薄欺辱。白羽“取径于《魔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话柄》。他冷峻地刻画出一个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坏人当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伤害的现实社会。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联想到鲁迅。白羽在《话柄》中承认：“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鲁迅曾为白羽的处女作《厘捐局》改动两个字，将“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怜”改为“只是”，这样一改，便隐去了叙事评判，成为不动声色的冷观。鲁迅还对白羽讲自认为最满意的小说是《孔乙己》，“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白羽的小说正是充满了鲁迅式的外冷内热的“死火”风格。 白羽对武侠小说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人物塑造典型化，结构匀称，讲究布局、照应及视点控制，风景描绘优美含情，武打描写艺术化、视觉化，首创“武林”一词并发明大量武打术语，文字洗炼，人物对话逼真传神。叶洪生等谓之“中国的大仲马”，不为过誉。白羽志在新文学创作，“自以章回之体，实羞创作，武侠之作，更落下乘”《十二金钱镖》后记。，不料生活逼得他“落草为寇”，反而使武侠小说有幸获得了新文学一笔丰厚的馈赠。白羽和还珠楼主是中国武侠小说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两位最大功臣，没有他们的卓然自立，就没有后来新派武侠的万紫千红。如果说40年代武侠小说是“汉魏气象”，那么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时代则是“盛唐风采”。 与白羽私交甚厚的郑证因，在人物塑造、布局谋篇等方面，学习白羽，但因文学功底不足，未能超越。郑氏特长在于发挥自己精通武术、熟悉江湖的优势，进一步光大“纸上武学”，把姚民哀的帮会、平江不肖生的佚闻，还珠楼主的想像、白羽的文采融为一炉，形成一种地道的“江湖文学”。天津方言的直接运用，是文学史上的创新尝试。新文学小说的种种技巧，到郑证因这里已经进入“守成”时期，不再新鲜也不再被特别重视，而是变成了当然的“习惯”。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来自文类本身的“绝活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证因和还珠楼主、白羽一起，为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武学”宝库。 沦陷区武侠诸大家中，要数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幸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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