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2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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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

是响应，还是捣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也有各人的革命方式，但陈文强却有些不以为然。

筹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钱财，搞上几百条枪，一起义就能得四方响应，就能撼动清廷的统治？显然是不现实，甚至是异想天开。

革命不仅是个复杂的工程，而且要不断地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社会变革的特点，这样的革命团体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担当起革命的先锋队。

而观察同盟会，便会发现它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的特点，疏远了大众。这些大众就包括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更不要说穷苦的底层百姓了。同盟会通过激烈的排满口号来聚集人气，通过论战与立宪派水容不相容，也就是自己将自己缩小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当然，同盟会这个很小的圈子中包括了部分华侨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有远见的资产者、会党和少数受策反的军队，但毕竟势单力薄。历史上，如果不是慈禧的继任者过于愚蠢，导致资产阶的主体——绅商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关键时候充当了推翻清廷的助推力，辛亥革命要取得成功是很困难的。

而北辰的诸多缺失，也使其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这恐怕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且不说陈文强这样具有与众不同思想的超一流高手，便是黄兴等一批志士也与北辰矛盾不断，使同盟会内部和其他革命团体之间，都难以形成精诚团结、共同奋斗的氛围。

而宋复华的理想或许也不尽现实，但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却是正确的，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也沛然如肝肺中流出。

如果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是个福音。也许有人笑其痴，然而在陈文强看来，目标遥远不是问题，关键是方向正确，且有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韧性。

对于同盟会的孤注一掷，陈文强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也没有放任不管。倒不是怕他们成功，而是担心他们的轻举妄动影响了联合阵线的大计划。

历史正在逐渐偏离了陈文强的记忆，投机取巧的机会也将会越来越少。但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将命运交给上天的人。特别是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更让他有了彻底的感悟，必须主动出击，使形势的发展转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一个头脑能支配一个国家，一个世代相传的议会也能管理一个国家。这已经不是上天或神的意志了，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的意志。陈文强和他的团体也是身不由己。他不得不受到民族、种族、阶级、产业、金钱和冥冥之中一切念头的支配，勇敢地冲向波云诡秘的剧变之中。

冲锋陷阵。奋臂疾呼，斡旋于谈判桌，奔走在人群中，策划于阴暗中。这是体力和智慧都要发挥到极致的新的战斗，陈文强自信能把握各种时机，把事业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会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丰富的猎物，

这个时代早晚是他的，他们的，而且注定会是他们的。所以，陈文强要扫清面前的所有障碍。有时候。手段真的会突破他的底线。陈文强很无奈地发现这个事实，正是他携新婚太太作旅行式结婚的时候，正是在他的发家之地——上海。

……………

陈英士，虽然知道兴义堂的幕后大老板是陈文强，但却不知道陈文强的真实身份，不知道陈文强是复兴会的核心领导。

此时，陈英士终于得到了与兴义堂高层的商洽的机会，在他对面坐着的是兴义堂的执堂杜月生。

杜月生回到上海后，可算是痛改前非，工作干得既多又好。加上他善于交际，头脑灵活，逐渐又升上了要职。但名义上还是洪门的称呼，实际上却已经被陈文强另外组成了一个部门，并且被陈文强取了相当时尚、超前的名字——情报局。

陈文强的野心和行动，杜月生自然是知道不少，他希望着借着这棵大树能飞黄腾达，也惧怕陈文强的无所不知。用彻底收服、忠心耿耿来形容杜月生，兴许并不为过。在杜月生想来，陈文强布下的耳目无处不在，就算是他现在的手下，也难保不奉有陈文强的密令，只要他敢有丝毫的异心，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这个情报局，读过一些书或听过一些书的杜月生，将其看成是明朝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这个理解当然没有错，也让杜月生认识到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如果干得好，自然是万事大吉；如果干不好，恐怕下场不妙。

与面前这位近来在上海滩闯出些名气的人会面商谈，杜月生还是比较放松。因为在屏风后，陈文强正在偷偷地观察，如何决定倒不用他担什么责任。

而陈文强此时的表情是严肃的，或者说是严峻的。因为陈英士给他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一个行事不择手段的家伙，陈文强认为是可虑且可怕的。而陈英士恰恰是这样的人，尽管戴着金丝边眼镜，显得文绉绉的样子，但陈文强岂会被他所骗。

为了所谓高尚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即便是陈文强，也在努力压制着这样的思想。可为何同盟会里竟会多有这样的人物，对着这样的家伙，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四章不可留，倒逼清廷

外表和内心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陈文强由陈英士想到自己，认真比较了一番，还是觉得有很多不同。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客观准确，反正陈文强不认为自己是陈英士的那类人。

“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面对着送走陈英士，前来领受机宜的杜月生，陈文强先是用了三个词作了简短的评价。

杜月生对陈英士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表面，毕竟接触时间短，又没有陈文强的异能，听到陈文强的评价，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先生，这样的人不可留。”杜月生很快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又解释道：“我听手下人说过，这个陈英士性情豪放，自加入青帮后，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本来还想着招揽其才，以为我们兴义堂之骨干。先生既有此断语，这个人便不可任其坐大。”

陈文强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是硬下心肠，冷冷地说道：“行动要周密细致，不可牵连到兴义堂头上。要知道，陈英士不仅是青帮中人，还是同盟会的骨干。若是弄得不好，麻烦不少。”

不可否认，陈英士是个人才，能在同盟会低谷之时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局面，虽然联络的还是帮派人物，但从空言渐进于实行，能力不可低估。

如果只是如此，陈文强还会保持自己的底线，不会起杀心。恰恰是陈英士性格中隐藏的阴狠、暴戾，却让陈文强心生警惕，绝不允许其有发挥的势力。

同时，除掉陈英士这个同盟会在国内的最得力干将，什么孤注一掷。多半就会以夭折告终。特别是上海，那是陈文强要绝对掌握的地盘，绝不允许同盟会在他已经有九成把握时横插一脚。

“陈英士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常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下手并不困难。”杜月生比较自信地向陈文强保证，“属下会想出一个不令人怀疑到兴义堂的事由。行动前也会请示先生，先生同意之后再动手。”

“那就交给你去办了。”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事务繁杂，我确实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好生去做，由黑转白的日子不远了，是做官还是做个富家翁，都由得你。”

“先生放心，月生定效死力。”杜月生赶忙起立躬身，说道：“跟着先生。才能飞黄腾达，月生若连这点都不懂，岂不是白活？”

“飞黄腾达，不错。”陈文强摆了摆手，笑道：“你有此心，我亦会成全。而且，只有忠心耿耿，前途之光明。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

上海，既是陈文强的发家之地。也算是他最有把握光复的地区。

商团武装便是由上海开始组建，且安插了很多复兴会和兴义堂成员。再加上革命阵线中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员，商团的控制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上海的巡警，也被陈文强渗透得很厉害，且若论打仗，这些巡警根本就不行。既无法倚仗，也称不上什么阻碍。

至于沪军，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陈文强也没太放在眼里。

上海关道、江南制造局、大清银行都在上海。可谓是有饷有军火，陈文强是非拿下不可。如果商团武装力量不够，他还有备用方案，从广州用船运来一千多精兵强将，这也不算是太过困难。

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各省咨议局获得立法议案权，还可以对外提出保护主权议案，这无疑会使得咨议局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性质更加浓厚，而不是被官府牢牢控制、隶属于其的咨询机关。这与清廷的初衷显然是严重不符，背道而驰的。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五章对宪政派的引导

对于一个坏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恰恰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中国尤其如此。不给统治者留条后路让他们安全退出，哪个统治者敢让步改革？特别是满清政府，他们是异族，手上沾满了鲜血。但是要给他们留后路，那些充满愤怒的受害者哪个会同意？这都怪他们造的孽太多了。

随着满清政府的进一步的衰退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为，国人对这个已腐朽透顶的政权彻底丧失信心。

清末新政是这个垂死的朝廷所做的最后的努力，希望可以用改革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来来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这却是愚蠢的满清所未料到的。

清廷简短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其中有“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条文，与其说这是宪政，毋宁说这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外衣。

随后推出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很多抄自日本的《明治宪法》，而比后者更为落后，规定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专制，诠释了所谓“大权统于朝廷”的具体内容！很倒霉，满清显然选错了老师，想将日本那种垃圾的政治体制移植过来，却不知日本给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光绪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1916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别说九年啦，革命大发动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只有半年，最多也不超过一年。

况且